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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人都把我的婚姻与我的老板联系起来的时候，只有彭芳芳没有。在我自己都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彭芳芳总能拨云见日删繁就简，她单身，毫无道理的单身，她美丽年轻有正当职业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渴望美好生活，但是她就是单身，她身边的男人如过江之鲫，不过他们来来往往的速度如同白驹过隙。

　　彭芳芳的性知识是在我婚后给她普及的，我当时惊讶地发现她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以为精虫是一条一条小虫子，我告诉她NO，ABOSULUTELY NOT，我说精虫不是一条一条小虫子，是像鼻涕一样的粘稠状胶体时，她认为我在骗她，她说得了吧，你说的是精液。在她脑子里，精虫是许多肉乎乎的软体动物，他们生活在一种叫精液的培养液里，通过射精，完成战略转移，然后他们就在新的战壕里爬呀爬呀，幸运者因为没有犯路线错误或者因为身强力壮最后找到了唯一的卵子，而多数的倒霉蛋死于南征北战。她的知识完全来自于那些有关医疗卫生的科学性书籍，所以我认为她的认识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她的理解是错误的，错误得令人发指，她居然认为我可以看到那些小虫子，她认为那些小虫子都是有生命的，当我的老公摘下避孕套的时候，那些小虫子正像生猛海鲜一样在套子里面活蹦乱跳呢。

　　彭芳芳对我的老公怀有深切的同情，那种同情就像我们对一个不知自己身世的孤儿的所产生的恻隐之心一样。她反对我的婚姻，强烈反对，她说这对我的老公不公平。我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她说可是你这件事情对他连相对公平都谈不上。我说婚姻就是婚姻，和公平不公平没有关系。彭芳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把你的老公当作工具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这点！

　　是的，我是在一夜之间活捉了我的老公，他像一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动物，肚子饿了正打算找点吃的，我是女巫，摇身一变化成一棵长满诱人果实的树，于是他吃了我的果子，然后在树上挖一个洞，住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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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芳芳非常后悔在圣诞前夜和红云激烈争吵，她认为红云是受了她的刺激，所以才打算结婚的，她不认为红云是受了老板夫人的侮辱愤而成婚的。虽然周围的人包括老板自己都自作多情地认为红云的闪电婚姻与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有绝对关系。在红云婚后很多年里，依然有人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笑谈红云与老板的往事。往事如烟，谈论的人会燃起一枝烟，然后说：“哦，凯瑟琳呀，是很能干，她原来和他们老板关系可非同寻常，要不哪能有今天！”凯瑟琳就是红云在外企的名字，红云认为外国人的名字才真的是符号，谁家有了小孩就到圣经上找名字，叫来叫去就是那么几个，哪里像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一看名字就恨不能猜出生辰八字家庭出身。比如说叫抗美或者叫文革，不用问八成生于60年代，再比如说叫国庆或者立春，一般生日大概就在节日那几天，还有如果叫连锁连旺，你就放心打赌他家祖宗八代都是土里刨食的，平均文化程度相当于学龄前水平。红云也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有一次一个学中文的老外大呼小叫地说：“红云，哦，红色的云，多么诗意呀！”红云当即心中暗笑，她觉得老外就是老外，他怎么知道红云的母亲给她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多么的革命！

　　她出生于中国人普遍穿蓝制服但是以红色为美丽最高级的时代，她的父亲煞费苦心点灯熬油终于给她起了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飘飘”——叶飘飘。他的女儿生于秋天，正是叶之飘飘的时节。他充满感情地给自己的小妻子讲述这个名字的美丽意境，没有想到还没有说完，就被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妻子说名字里应该有“红”字；他的岳母说女孩子叫“飘飘”不好，轻飘飘的，不吉利。少数服从多数，他放弃了对女儿的命名权。妻子抬头看天，傍晚的天空，残阳似血，红旗在秋天的黄昏里猎猎生风。

　　“叫红云吧”，妻子说；“好吧”，丈夫说。

　　画面定格，岁月流逝，很多年后红云见到一张黑白照片，感受到她的父母曾经是多么年轻，他们的面容没有一丝憔悴，他们端庄严肃，他们怀里抱着刚刚诞生并且刚刚被命了名的女儿，是的，整个画面没有人笑，那种凝固于照片的肃穆庄重在红云长大成人之后依然对她有深重的影响，并且使她在很多年后看到当初的这张老照片时失声痛哭。红云对这种肃穆庄重是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把这种记忆归入“北方”，因为在她的南方时代，她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些，她的身边是爷爷奶奶，她在小伙伴中有无比的优越感——我的爸爸妈妈在北京，在首都，在毛主席身边……。后来红云理解所谓的优越感其实是一种不需要努力的，与生俱来同时被广泛承认的好东西，就像红云真的长大成人以后，遇到那些生在香港台湾在澳大利亚或者英国受教育的红男绿女，他们虽然和红云一样黄皮肤黑头发，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在红云面前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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