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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纬哥的脑袋开花事件命名为“纬哥香槟”事件，孔孔甚至在他做的“一秋孔孔”吧里面自己配置了一种香槟名字就叫“纬哥香槟”。发生了纬哥香槟事件之后，我们的欢乐大周末活动只好暂停，我们管这段时间叫“中场休息”，我们不希望在派出所的民警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破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却歌舞升平，那样显得不够意气，也容易造成警民矛盾。

　　再说，我们也没有这个心思，李文军也被叫去几次，他说那天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警察很容易忽略他，他是我的老公，安分守己，没有乱七八糟的朋友，根本不存在作案动机，当然如果这些警察稍微看看阿加莎·克丽斯蒂的侦破小说，我想他们就应该注意到我老公，往往是越容易被忽略的人越有可能性，在民间这叫“灯下黑”；我自然不会作案，虽然纬哥的个子不高，我穿上高跟鞋还是能使一瓶香槟在他脑袋顶上四分五裂，但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除非我和彭芳芳是同性恋！

　　不过派出所还是喜欢叫我去，因为他们认为我一定知情，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我确实是一个知情人，但是我是根据我的经验推理出来的，我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推理告诉他们，再说单凭推理也不能定罪，所以我不说。我不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说了对我有百害无一利。我很多时候看似没心没肺实际上是一个心深似海的女人，我甚至从来没有跟我的老公提过我知道那是你干的，因为你讨厌纬哥，你讨厌他缠着彭芳芳，你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直到他死，我也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

　　我几乎是360次描述我和纬哥的初次见面，当时只有4个人，我、彭芳芳、孔孔、还有纬哥自己，如果嫌疑人在我们中间，那么排除掉纬哥自己发神经给了自己一下，只有我、彭芳芳和孔孔，而我和彭芳芳全是女流，我们在气力上个头上似乎不能做得这么完美，砰的一声石破天惊，再说彭芳芳和纬哥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如果是单恋纬哥，我应该恨彭芳芳才对。孔孔是我和彭芳芳共同的朋友，他虽然在气力上个头上都足够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他还幸灾乐祸地调了“纬哥香槟”，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怀疑他，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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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一秋坐在我的书房里，她问我你跟警察说了什么，他们要孔孔去一趟。我说我就说你们要是怀疑他就是滑天下之大稽。江一秋拿出烟盒，我说对不起这里不能吸烟。她轻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烟扔在桌子上，她说：你觉得警察为什么叫孔孔去？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还有过吸毒记录，这种人不容易让人信任，再说，他和彭芳芳也不是那么清楚的。

　　我说阿秋，你别那么担心，这件事情根本与孔孔无关，警察叫他去，可能是例行公事，也许他们会把所有认识纬哥的人都找来问一遍呢。

　　江一秋叹了一口气，她说我知道不是孔孔做的，据说纬哥的岳丈有点势力，他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他想借此机会知道自己女婿到底是个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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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红云没有猜错的话，这件事情最后是彭芳芳和江一秋共同出马给搞定了，江一秋找到纬哥的岳丈，彭芳芳找到纬哥的夫人，三下五除二，一个类似入户伤人的恶性案子被放下了，其实红云知道再弄下去也是没有结果，只不过如果孔孔没有江一秋，他很可能被当成替罪羊，反正他吸过毒，为了钱做过鸭子，父母又是社会底层的农民，他和彭芳芳还认识，不管真的假的，他们还有过在一起的时光，孔孔第一次见到纬哥就怀有敌意，纬哥香槟事件发生后还欢天喜地地配了一种酒表示庆贺，所以找到孔孔个把破绽不算难事。

　　红云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找过侯警察几次，有一次她说其实了解真相是多么的难，而冤枉好人是多么的容易啊！

　　侯警察那天没有穿制服，他没有穿制服的时候比穿制服的时候显得睿智。他说：你错了，冤枉好人不容易，你说的容易是指找替罪羊，不过替罪羊可不见得是好人。比如说古代一个富家子弟杀了人，只好花大价钱买通官府，可是杀人要偿命，怎么办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只能找一个有劣迹的人顶罪，比如说惯偷，一方面算是为民除害，另一方面也给了富家子弟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关红云说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保住了乌纱帽，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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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宁肯处理10件纬哥香槟事件，也不愿意面对李文军的家人。我想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的逻辑和他们的逻辑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们像两个星球上的人，甚至我有时觉得跟他们还不如跟江一秋养的宠物狗好沟通。但是，我现在必须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就坐在我们家的客厅，而我们的侄女用她又黑又长的黑指甲拼命地在抠我们卫生间真皮马桶圈上那副凝结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的珍贵刺绣，天哪，这要是让费学文看见，还不心疼坏了，据说这幅绣品是他从琉璃厂淘换出来的。

　　我现在理解装修是有个性的这一道理，这个道理一点都不矫情，我认为我们家的装修就是适合我和一个年龄相当的男子共同生活，我们在这里生息会客享受当然也包括争吵和隔膜，我们的每一个空间都是经过设计的，我们既有属于我们单独的部分，也有共同的空间，但是我们怎么都想不到，会突然来这么多人，而且他们看上去要长住，因为我的公公婆婆说他们老了，需要照顾，天哪，他们老了，需要照顾，就可以随意剥夺子女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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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35岁那年的夏天。我想一个女人的35岁总是要面对一些破烂的琐事。我环顾客厅里的几个人，一个60岁的男人，神情严肃极力掩饰自己的成就感，一个55岁的女人，脸上是搭讪的笑容，还有一个男人，不到30岁，但是看上去饱经风雨，一个女人，也不到30岁，脸色不好，不知为什么脸上总有一种刚毅的表情，她已经怀孕，屋里还有2个孩子，一个女孩，罗圈腿，一个男孩，葫芦型脑袋，这些就是我的亲人，他们既没有生我也没有养我，但是他们生了一个叫李文军的男人，这个男人恰巧和我有一种法律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有天然的权利住到我的家里来，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想我必须要打一场“莫斯科保卫战”了，我的敌人是那些突然光临的亲人，他们多年来没有对我做任何好事，他们即使对他们的儿子李文军也没有做更多的什么，但是今天他们以亲人的姿态来接手我们亲手建立的家庭，我真的不能容忍。不过我即使不能容忍也要从容应对，愤怒是不解决问题的，侮辱和漫骂不能换来最后的胜利，这些个道理我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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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红云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干人马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彭芳芳事先已经给她上过政治思想课了。费学文更逗，他说在国外，如果不征求意见就这样兴师动众的搬来，作为房子的主人是有权打电话叫警察的。当然这不是国外，这是在国内。关红云是在饭桌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她当时正好和彭芳芳费学文这对欢喜冤家坐在西客站附近的一家湖南馆子吃饭。关红云挂上电话气得饭也不想吃了，彭芳芳问她：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以后外地人到北京也跟中国人去国外似的需要邀请函？关红云恶狠狠地说：不但要邀请函还得签证！

　　彭芳芳无比同情地对关红云说要不你住到我家，他们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回去？

　　费学文大叫起来：凭什么？这叫不抵抗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要不得。真的勇士应该直面惨淡的人生。

　　好吧，那就直面吧，可是怎么直面呢？最后他们给关红云出的主意是——非暴力不合作。保持沉默，让侵略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住，你一定要沉默，让他们在你的沉默中爆发或者死亡。”关红云离开之前，费学文像鼓励革命战友一样嘱咐她。而事实上，关红云知道最后在沉默中死亡或者爆发的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她自己。(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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