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

　　15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爷爷带着飘飘一路北上。飘飘第一次乘轮船第一次坐火车，她没有想到北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她的胳臂上缠着黑纱，面孔是懂事的女孩的面孔，她虽然兴奋但是不表现出来。她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考虑别人感受的人，她知道她的爷爷一路心情抑郁。

　　车快到北京的时候，爷爷对飘飘说：飘飘，你以后就在北京了，一个人要听妈妈的话。

　　飘飘压住莫名的欢喜，对爷爷说：爷爷，你什么时候和奶奶一起来？

　　191

　　飘飘第一眼看见北京的家就感到极其失望——那是无数砖楼中的一栋，黑漆漆的楼道黑漆漆的屋子，母亲把飘飘和爷爷带进门，飘飘的妹妹正埋在一片黑暗之中择菜。母亲叫了一声“红梅”，那个黑暗之中的妹妹叫抬起头来。母亲说：“这是姐姐。”

　　红梅像一条小狗一样，卒不及防地迎面抱住飘飘的腰，飘飘觉得自己的双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了地面。母亲立刻叫了起来。母亲一直是一个神经质的大惊小怪的人。房间里的日光灯有40瓦，开灯的时候，这里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秘密的空间。飘飘觉得这间被40瓦日光灯照耀的15平方米的屋子没有任何家庭的气味，她习惯了南方的潮湿，那种屋檐下滴也滴不完的雨滴，以及嘈嘈切切的女人的叨唠混合着厨房里的杯盘碗盏的味道。

　　飘飘发现母亲是一个严肃利索的女人，说话的语气不容质疑，最要命的是她喜欢用祈使句，这使她的每句话都像号角一样命令你立即执行。妹妹红梅的个子要比自己高，也比自己黑，而且比自己有力气。四面的墙壁是白色的，像老家的小学教室，地面是水泥地面，不是南方老家的木头地板，走起来能听见吱吱哑哑的声音。飘飘记得高中作文有一次她写到老家的地板，她说那种声音是一种岁月的声音。结果这篇作文被评为优等文，在学校的喇叭里反复念了很多遍。现在飘飘想起来，她觉得她从南方骤然到了北方，是从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一下子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回旋余地什么都没有商量的地方，温暖潮湿是生活在期待中的感觉，是丑小鸭等待着自己有一天变成白天鹅的感觉；而什么都没有回旋余地什么都没有商量的感觉就是与自己的期待活生生撞个正着的感觉——她的家并不在金水桥边，她也没有和毛主席做邻居，她期待了很久也没有人提带她去天安门广场的事情。大约到北京半年之后的一天，她逃了一天的课，自己一路看着公共汽车站牌去了天安门，到了广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华灯初放，她在广场竟然呜呜地哭了。那个黑压压的广场是她15年的梦，是她在南方养尊处优的全部前提，她是北京的孩子，她的父亲母亲在北京过着一种让全国人民羡慕的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她在广场失声痛哭，后来被警察以为是迷路的孩子，15岁的飘飘长得矮小瘦弱，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警察叔叔问她家在哪里的时候，她哭得伤心欲绝，她想说她的家在江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飘飘初到北京的那个晚上，被母亲领进一个黑洞洞的楼，门开了，屋子里黑糊糊的，灯亮了，整间屋子被照耀得毫无节制。飘飘终生都厌恶日光灯，因为她始终认为那种光过于乏味生硬。在那间乏味生硬的屋子里所有的摆设都是与乏味生硬成龙配套的，一切是陌生的，只有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是飘飘所熟悉的。那面镜框戴着黑纱，镜框里的人清俊、严肃、坚定、不苟言笑。那是她的父亲。

　　饭桌也和老家的不同，老家的饭桌是一张终年摆在灶房间的乌亮的八仙桌，而北京的饭桌是一张南方小学校长用的办公桌，桌面上还有一面玻璃板，吃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桌面立刻就能感受到生硬冰冷。爷爷、妈妈、飘飘、红梅，四个人都戴着黑纱，坐在镶着黑纱的镜框下面吃饭，气氛严肃，神色坚定。

　　很多年后这一场景曾经使飘飘的男朋友产生艺术的灵感和创作的冲动，他画了一幅使他崭露头角的画，画被送去参展，好评如潮。那幅画的名称叫做——80年代初期的红色家庭晚餐。飘飘记得那幅画中的自己有一张坚定倔强的脸，而其他人的神情都被淹没在阴影之中。评论家认为这幅画有政治波普的含义，每个人都带着黑纱，死去的人装在镶着黑纱的框子里，给人无穷的想象。

　　飘飘不喜欢饭桌上的菜，她埋头喝粥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

　　没有人理会她的眼泪，爷爷胡噜胡噜地喝完粥对母亲说：飘飘在老家是一点苦也没有吃过的，以后她要在北京不习惯就还让她回老家吧。

　　母亲轻蔑地看了飘飘一眼，她很长时间对飘飘就是这种眼神，她反对懦弱，她厌恶飘飘的父亲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懦弱的男人，是一个与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格格不入的男人。飘飘的父亲，现在默默地隔着镶了黑纱的镜框注视着自己的亲人，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喜欢了一个年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妻子，他是文弱的，有着艺术气质的，但是他是无法担当一种革命伴侣所需要的炽烈和激情的。母亲在飘飘身上发现了女儿这种遗传意义上的多愁善感，她没有考虑这是15岁少女的青春期，飘飘的母亲憎恨一切柔软的东西，包括丝绸包括唇膏。她常年用灯塔肥皂，洗头的时候用一种必须加热水才可以化开的洗发膏。

　　她对爷爷说：您放心，她会习惯的。首先她应该养成劳动习惯。像她妹妹今年13岁，什么都会做，洗衣服做饭，扫地拖地倒垃圾，在学校里年年是三好学生，学雷锋积极分子。

　　爷爷说：我们只是把孩子带大，将来飘飘要有出息，我们还有她爸爸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192

　　飘飘的爷爷很快的离开了北京，从此杳无音讯。

　　飘飘的母亲在一个黄昏时分对飘飘说：明天你到学校告诉老师，你改名了，叫关红云。

　　飘飘说：可是同学们都知道我叫叶飘飘。

　　母亲说：以后你叫关红云，你是我的孩子，你姓我的姓。这个家里没有人姓叶。

　　飘飘并没有在第二天到学校的时候通知老师自己改名的事情，她是在考大学填写志愿表的时候才用上“关红云”这个名字的。她发现她填写“关红云”这三个字的时候，全无感觉。那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志愿表上陌生地与她相望，彼此仿佛有很多话要说，又一句也没有的样子。一直到上了大学，偶尔点名的时候，飘飘还会反应不过来，以至于人们认为她是心不在焉的。

　　193

　　我的母亲常年奔波在外，她穿着列宁装，面色凛然，冬天用纱巾把整个脑袋蒙住。我知道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我，我是她不得不尽的义务。她的脾气随着年龄的增大呈几何基数增长，她永远恶狠狠地对我说：有你吃亏的时候。

　　她讨厌我的穿着讨厌我的举止讨厌我的腔调，她只要看见我和一个男同学在一起就大骂我贱，她可以骂很长时间直到她找到新的主题；她看见我和女同学在一起就虎着脸，认定我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她还可以骂，甚至大胆预测我注定会成为一个婆婆妈妈的长舌妇。她也受不了我一个人落落寡合，她会摔锅打碗地怒骂：给你吃给你喝，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摆这样一张死面孔给谁看？！但她同样受不了我的高兴热闹，她喜欢给我当头一瓢冷水：你爷爷奶奶都给你气死了，他们养了你十五年最后把你送到我这里来，你也不想想为什么？你还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总说爷爷奶奶是给我气死的，但是她这样一说的时候，我也要怀疑为什么他们要把我送到北京来，好像他们是真的因为不喜欢我似的。

　　我想我是没有朋友的，我看着我的妹妹关红梅，她每一样事情都是必然受到母亲赞扬的，她总是出类拔萃的，她总是那个学校有活动的时候被派去上台送花的，她总是五一节唱歌的时候被选去领唱“五月的鲜花”的，她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是永远的清明时节雨纷纷。

　　我给我小叔写信，说我好想好想老家，想爷爷想奶奶，想小叔想叔母。信被我妈妈成功截获，她没有半点脸红，反而勃然大怒，连夜提审：写这样的信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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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京的故事应该从少年宫的那个暑假开始。我的妹妹关红梅一到暑假就在少年宫里唱歌，她有着“五月的鲜花”的嗓子。我什么都没有，连普通话也说不好。我很少说话，有一次我忘记带家门钥匙，于是我就到少年宫找我的妹妹关红梅。我知道她不喜欢我，我使她在少年宫那些“五月的鲜花”面前丢人。我永远穿着母亲改小的衣服，而关红梅总是有漂亮的白衬衫蓝裤子，她是祖国的花朵，我不是，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我进门的时候，大爷喊住了我。我一看就不是祖国的花朵，大爷问我找什么人？我说找关红梅。大爷说少年宫不能随便进去。我那个时候是个规矩的孩子，我一直是个规矩的孩子，我就站在门口看大爷下象棋。看了一阵，大爷就问我会不会，我说小时侯跟爷爷下过。大爷就让我一个马，跟我下。输了；大爷说再来，再来这一盘双方摆好后谁也不短一兵一卒，楚河汉界严阵以待，不过大爷让我先来，先来就先来，他又输了；旁边已经有了围观的人，大爷脸上挂不住，再摆好棋自顾自闷头就来个“仙人指路”，我还是“炮打当头”。天黑的时候，少年宫的老师跟我一起回家，老师进门跟我妈妈说：“我是少年宫的林老师。”我妈妈立刻热情地招呼：“林老师好。”又向厨房叫了一声：“红梅，林老师来了。”

　　林老师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眼镜，他说：“不用客气，我是想让您同意让飘飘学下棋，参加今年的全国少年象棋比赛。”

　　母亲冷下脸，她说：“我家没有孩子叫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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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红云在17岁那年能闭上眼睛同时与10个人下象棋，而且全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是她的母亲不许她从事任何跟象棋有关的活动。她严肃地跟关红云说：“下棋不能当饭吃，棋下得好的人都蹲在马路边上下呢。”

　　她认为关红云应该去学天体物理，她说学了天体物理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是下棋下得再好，也没有诺贝尔奖可得，尤其是中国象棋。女孩子下中国象棋下得好，有什么意思？

　　她当然不知道后来与关红云同年的一个叫谢思明的女子一直下成了全国女子冠军成为中国象棋大师。名噪一时。

　　她不同意关红云去参加任何象棋比赛，有一次林老师上门找她，她说关红云去参加全国比赛是可以的，但是她的车费住宿费伙食费家里是没有的。林老师说这些都可以报销。关红云的妈妈说：为什么你们让关红云下棋，你们不给她出钱呢？反正回来都是可以报销的。

　　关红云那天就坐在屋里写作业，她满脸通红，羞愧万分。关红梅得意洋洋地在阳台上吹口琴，她喜欢吹口琴，她什么都有。母亲从来不说：“唱歌又不能当饭吃。”关红云很早就知道母亲的逻辑，她的逻辑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关红云下象棋的具体问题所分析的结论就是“象棋不能当饭吃”；而对于关红梅的唱歌则是“应该让孩子得到更多的自由”。

　　196

　　我在十五岁那年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不喜欢我，后来我猜想她仇视我，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更多的是父亲的气质，我们的邻居乃至她的同事往往会凝视我的面容然后大呼：哎呀，她真像她的爸爸。

　　我的母亲痛恨我，我沉默寡言，我的悲喜与她毫无关系，她最痛恨的一点是我要每月向她伸手要钱，而她憎恶这种关系。她告诉我人应该自立，应该自力更生应该丰衣足食。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而我是一片云，一滴朝露，她没有办法把我捏在手心里粉碎。

　　她总是拿我和关红梅比较，她心里希望关红梅能从各个方面打击我击垮我，她人为地制造了无数的对立和矛盾，她使我和关红梅之间再也没有那种初次见面的亲情，我的妹妹站在她的旗帜下，反对我。她拒绝称呼我为“姐姐”，她一般叫我“红云”或者干脆不叫。我的妈妈支持了我妹妹这一划清界限的行动，她假模假式地让我思考为什么我的妹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我想我妈妈是十年动乱的运动高手，她特别善于挑动群众斗群众，她喜欢生活在运动中，也许因为这能够证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一惟一真理。她认为生活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真理，人为了坚持真理可以牺牲生命，可以大义灭亲。我就是她要灭的那个“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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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逆来顺受，我水来土淹，我察言观色，我见风使舵。

　　我在17岁的那一年考上了大学，母亲脸色难看，她直到我临近开学才给我买了车票，车票放在桌子上，桌子上还摊了一页纸，我签字以后收起了车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一直是冷冷地旁观。我把行李收拾好，背在后背上试一试的时候，我的母亲终于开口了，语气还是冷冷地：你还早着呢，你还有用得着你妈的时候。

　　我对我母亲的态度是我后来对很多事物的态度，就是不争辩不抵抗，但是埋头走自己的路。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圣雄甘地，他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抵抗专制和独裁。

　　我把圣雄甘地的照片贴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下面又认真地写上我最喜欢的那句格言，然后就踏上南下的火车。我走的时候没有哭，我是一个人离开家的，母亲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关红梅坐在桌子前面吹口琴。门在我身后关上，从此整整十年我没有再进这扇门。再进这扇门的时候，我迁了户口，并且花了1000倍当年火车票的价钱买回了我母亲留了十年的那张欠条。她没有白养我，至少她的晚年幸福与我的钱包存在直接的关系。

　　在我上大学以后，母亲没有给过我钱。我在开学的第一个月后跟母亲写信要钱，母亲很快让关红梅给我写了回信，信中告诉我以后要钱需要写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明上次的钱是怎样花的，这次要钱的事由是什么，打算要多少，并且随信寄给我一个欠条格式，告诉我这是我向家里要钱必须履行的手续，我必须打欠条并且签字。我读完信就把那个欠条撕掉了，然后坐在一颗樱花树下哭了一个下午。

　　我是我们大学里最早勤工俭学的学生，我用“叶飘飘”这个名字赚钱，我用“关红云”这个名字求学，当我是关红云的时候，我永远是教室里第一排的学生，坐在讲台下听白发先生讲“天体物理”。而当我是叶飘飘的时候，我是一个靠身体赚钱的模特，我用枯坐几个小时的姿势换来可观的报酬。

　　198

　　我们的大学是一所以风景优美著称的大学。我想如果我有儿女，我一定要让他们在风景优美的大学读书。每年樱花开放的季节，满山满坡的艳丽。那是我的青春，转瞬即逝的，伤感的，灿烂若云霞的。在这所樱花盛开的大学里，我是来自北京的女学生，北京的背景再次使我与众不同。

　　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王孙归不归。

　　我喜欢穿着长及膝盖的素花布裙，在校园里穿行。我是一个有秘密的女生，我从来不喜欢把秘密与别人分享。

　　199

　　我每周都有一个晚上去附近的一所美院做模特。从来没有人见过我的正面，他们站在我的身后，对着我的后背练习绘画的基本功。教室的窗户全部挂上很厚的红窗帘，窗帘一直垂到地上。我从来没有对这份工作产生人们担心的耻辱感，我喜欢这份工作，不仅因为这份工作能提供维持我自尊的报酬。还因为我喜欢被人注视。

　　200

　　林之南有很长的睫毛，男人不应该有这样长的睫毛；他还有一双修长的手，男人也不应该有这样一双修长的手。他在美院的新年晚会上认出了飘飘。他邀请飘飘跳舞，飘飘就跳了。飘飘的身体很轻，轻得如同一片羽毛。林之南和飘飘跳了一个晚上的舞，曲终人散的时候林之南问她住在哪栋楼。

　　后来林之南陪着她一同去飘飘的学校，学校的大门锁了。飘飘从来没有那么晚回过学校。林之南说要不去我那里吧。

　　飘飘就跟着去了。

　　林之南的家淹没在一个有着许多草木的院子里，院子里黑着灯，林之南牵着飘飘的手摸到门前，灯是最普通的电灯泡，屋子里的光暗暗的，让人觉得真实温暖。屋里支着一个画架，上面盖着一块布。一面墙上钉着个书架，上面全是书，胡天胡地的。林之南问要不要喝茶，飘飘说好。林之南就插上电暖壶开始烧水。

　　飘飘把自己安置在一张旧沙发上，用来做茶几的是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废旧汽车轮胎，上面搁了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上铺了一块浅色的花布。床是靠着后窗的，后窗被装饰成轮船的舷窗。

　　林之南沏了茶，就手把一盒磁带放进双卡录音机里。飘飘不知道是谁的曲子，她也没有问。林之南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喜欢莫扎特。原来我喜欢音乐，但是我父母一定要我学画。你呢？

　　飘飘说我喜欢下棋，但是我母亲一定要我学天体物理。

　　那年林之南22岁，飘飘19岁。林之南还有一年从美院毕业，飘飘在一所综合性大学三年级学习天体物理的有关课程。林之南问飘飘叫什么名字？飘飘忽然语涩，她红着脸对林之南说出“叶飘飘”三个字。

　　201

　　那个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知道林之南，他坐在我的后面画了我一年的背部，他熟悉我后背的每一根曲线；他也知道我，他知道我就是那个从来没有转过身来的模特，他们学校只有这么一名青春模特从来不肯转过身来，永远只是一个后背。他后来对我说，他一直在脑子里想着那会是一张什么样的脸。他还说他在舞厅见到我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他把手轻轻搭在我的后背的时候，就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感受。

　　他为我揭开了那盖着画布的画架，上面是一幅油画。一个女子背对着我，林之南说这就是你，你的后背是有表情的。

　　我的后背是没有感情的，有感情的是他。

　　202

　　林之南有很多的钱，他说他的爷爷在台湾，爷爷给他钱很大方。

　　我问他爸妈呢？他说老爸在他上大学那年出车祸死了，老妈带着弟弟改嫁了。把他留给了奶奶。后来爷爷到大陆寻亲，找到奶奶，奶奶就把眼睛哭瞎了。

　　现在呢？现在奶奶也死了，所以就没有亲人了。

　　林之南跟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劝我再开学不要去做人体模特了。我说：你对人体模特也有歧视吗？

　　他说：没有。我只是想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和我单独在一起。

　　我说我没有台湾的爷爷，我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我也没有爸爸，我妈妈还要供我妹妹上大学。

　　林之南说我们可以卖画，我们卖画的钱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钱的。(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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