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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嫁了来福，好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和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让我不能简单地回答，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得清楚的。
婚姻本来就是用一种法律的或者公众承认的手段，把两个异性男女聚集在一起，长期地或者终身地过着同样的日子，担当同样责任的方式，从而使他们组成的这个集体叫做家庭，使之有一种安全和可靠的感觉。这两个本来毫无干系的人抛开自己的以往，同居一室，繁 衍后代，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忍让，甚至彼此敷衍，彼此原谅，彼此依赖。
婚姻给了这两个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民族，有着不同出身背景不同教养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性格不同品性的男女一种形式和法律上的保障。在过去在信息在物质在交通在一切人类文明都不发达不先进的条件下，婚姻这种手段起过一些暂时的作用，但是也并没有阻止过某些男人在娶妻生子之后仍然到烟花街巷寻花问柳，沾花惹草；没有管制住许多有夫之妇的春情荡漾和红杏出墙；也并没有耽误一夫多妻这种畸形社会现象的存在；更没有完全拴住这些已经被称为夫妻的男女各自的心猿意马和同床异梦。何况在今天，发达的经济，发达的科技，发达的文化，发达得连造物主分配给男女分别不同的任务——男耕女织，男人养家女人育子都不是那么清楚，性关系不仅随意到了一种动物本能的状态，甚至性这种东西已经不再只是存在于异性之间，而被人类曾经唾弃和耻笑过的同性恋一天天变得光明正大起来，发达到连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受精产卵都可以省去而几乎就可以被一种先进得叫人可怕的克隆技术所取代了的时代，婚姻还能够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和情感的维系手段吗？
所以，无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是一见钟情无心插柳式的浪漫与巧合，都不过是婚姻的一个基本开端，而婚姻这个词是那种慢火炖老汤式的一天又一天的积累和锤炼。无论开端多么的美好浪漫，多么的耀眼灿烂，真正的日子却是一天天过出来的，就好像工匠打造一只绝世的首饰，需要慢慢地精心地试验，精心地雕刻，稍有疏忽就显得平庸；就好像炖汤的时候劈柴和火的关系那样，两者缺一不可；又像是鱼和水一样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彼此生存；许多的琐事，许多的矛盾和烦恼是在交织、平息、发作中往复循环，婚姻像是一张上好的砂纸慢慢地把两个人的个性和棱角磨得细细的平整的无可奈何的；耐性好的就忍了下来，终其一生，没有耐性的就中途退出，拱手放弃或愤然拂袖了。
如果这两个同在一个屋檐下避雨同在一张床上织梦的人能够积极地像树和藤那样相依相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眷恋，那么婚姻真正的美丽和高尚就体现了出来。
我和来福，一个在东方古国出生成长，一个在西方欧洲的国家长大，我们两人可以说从基础上而言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首先我们出生的背景就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异样和走形，那时虽然我还是个在襁褓里没有形成个体思维的娃娃，但是，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赋予了我一个特定的成长环境。那时的中国是不允许相信也不存在美好事物的，尽管我们的民族曾经那样的辉煌和伟大过，然而，我出生的年代已经是满目疮夷、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了。因此，从我记事起学会的第一句社会语言就是“打倒”，这包括人的打倒、旧传统的打倒、人类文明的打倒，总之，能打倒的就不能让它不倒。我上小学的课本上方还写着伟大领袖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的幼小心灵里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甚至连阶级的概念都搞不懂，可是我们就在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慢慢地长大了。我们学会了告密，向老师向家长，因为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手段就是沿用了社会的成人化的阴暗的手段：比如同学们之间的相互监视和控告，我们知道如果能按照老师的意志出卖或揭发同学中的“坏人坏事”的话，我们将可以成为老师所喜欢和信任的人，因此小小年纪我们就要学会阿谀奉承，学会和某某势力做斗争，学会对所有的人怀疑和否定，我们还知道被排挤和当作异己分子的滋味，如果某某同学太出色太清高的话，我们就会叫他尝尝被孤立和被排斥出集体以外的滋味；之后我们经历了某某国家领袖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年少无知的我和我的老师同学一起举着小白旗子上街游行，高声叫着被打倒者的名字或外号，不仅要打倒还要踩上一万八千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恶毒的咒语；我们批判着一切与我们毫无干系的古人先人前人和今人，可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又举着小红旗上街游行，庆贺另一小撮人的被打倒和被戳穿。
就这样我们在不明是非中长大懂事，我们从小就活在艰难的人际关系和互相的猜忌与不信任中，我们的神经脆弱而敏感，我们的社会从来就崇尚权力，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是懦弱的充满弹性的不健全的而且是被少数人掌握着的，因此，那时人人都渴望拥有权力。直到今天，能够真正懂得用法律来捍卫自己尊严和利益的人还是极少数。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个性是容不得发扬的，我们要学会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可是集体的概念是什么，人人含糊。在幼儿园里，阿姨对我们的训斥常常用“不许”这两个字眼来做开头，我们被告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即使午睡时没有睡意也必须躺在小床里，守纪律，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们不许做小动作，全然不顾我们正在发育，处在一个好奇好动的、渴望受到重视、受到和大人一样尊重的求知阶段里，我们的自尊心常常会被我们的阿姨老师打得如落花流水，想象力也被打杀去了许多；我们的阿姨和老师不仅可以训斥谩骂我们，甚至可以对我们处以体罚，打手打屁股，还会在冰冷的冬天给老师拖到教室外面反省，或罚站，我们的自尊可以被随意揉捏。上了班参加了工作，我们的上司动不动就会说：你给我好好干，不然如何如何地施以威胁，或者关键时刻会说，你给我顶住！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说，那口气严厉得，自然得好像在吩咐自己的长工或家丁一样。因为他拥有权力，这权力是谁给的，众人不解。他不会说：请你如何如何！而我们的阿姨和老师也很少说请你，很少说对不起，很少说允许我问一个问题吗？所以，从小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因而也很难去尊重别人。
幸好，我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中，我的爸妈很少把我从客人面前赶走或禁止我插话发问，他们很少对我说：走开，大人说话的时候少插嘴！因此，我在学校被禁锢的大脑可以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得到解放，感谢父母对我的宽怀和纵容，我才得以自己决定考大学与否，我才可以在高考之前去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我才得以与电视结缘，我才得以选择了一段遥远的婚姻，离开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他们始终像保护神一样站在我的身后，远远地看着我，等我走得太远太斜的时候，他们才会把手中的绳子稍微往紧里拉一拉。
今天的情形已经好得多了，阿姨也好老师也好，打骂学生的事件一定少多了。可是你不能否认从我们这一代往上数的几代人已经被那时的历史造好了型，很难很难把记忆这种摸不见的东西抹去。等天空慢慢变蓝，人们又慢慢懂得真诚，慢慢恢复对古代先人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景仰崇拜的时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根，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灵上。那种创伤是看不到的，无法用手触摸到的，潜藏在灵魂中的，因此尽管我们又有了上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又赶上了新的一轮改革的时代，可是，当整个国家像一台巨大的受到毁灭性损失的机器那样重新维修启动的时候，那台机器的污垢和油腻却仍然有挥之不去无法彻底清除的可怕的作用力，尽管我们已经努力地去检查和修正自己的错误，可是思维和意识仿佛被植入了一种针剂似的，难以消除。因此，我们的观念有很多时候是偏颇的极端的，意识是激进的很难以客观的，同西方的人的观念较量时往往会是明明心知肚明却在嘴上不服输，对自己民族的错误和不足很难客观地看清楚。
所有以上我的成长经历在我讲给来福之后，都被他画了无数个问号，用一句“真有这样的事”来表示出了疑惑和不解。
他的童年他的成长背景是另外的一种故事。
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奥地利这样一个当年也是显赫一时的帝国重新在二战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虽然经济上不像今天那样发达富有，但是那个华尔兹的国度里，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
他们自由地成长，没有政治的约束和人为的管制，来福也是在幼儿园长大的，他的阿姨们都是专职学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一起玩耍游戏，教他们童谣和纸工，他们无需害怕，也没有谁会因为不想午睡而被惩罚，他们只是喊她们的名字而不是阿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很懂得荣誉的重要，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一个人欺骗了别人，他将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不是被孤立和出卖。因此他们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无论他们的纸工制作，图画好坏，都会被贴在墙上，被家长们相互夸奖，他们小小的自尊就足可以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满足。哪怕他们的圣诞嘉华年会的表演，演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他们也会被掌声鼓励得晕晕乎乎的。他们不用害怕高考，因为只要在高中里学得不错些，就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不用担心学费，因为从他们一出生，政府就会发给他们一笔小小的费用直到他们18岁，而所有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是由国家支付的，他们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父母供不起自己的学费。他们的荣誉是自己的，国家或某个领袖在他们脑海里是很淡然的，只有奥运会的时候，只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们会高喊：我们的奥地利英雄们！他们无需去关心老师或者老板的脸色好坏，因为即使是老板不喜欢你也无权随便解雇你，因为有劳动合同和劳动保护法；他们不需要讨好老板，只要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至于度假去非洲还是到南极洲，那是自己的隐私，老板也管不着。假期里，他可以把手机一关，四处逍遥，他有权拒绝老板的额外要求，因为他有自己的劳工权益。到了18岁，和父母打个招呼就可以从家里搬出来，和女朋友同居，或者和伙伴们结伴周游天下，当然，银两要自己想办法。突然间像来福领回一个我那样领回来一个夏威夷女郎父母也只能把嘴巴张大做惊讶状而已。我当年问来福：如果你妈妈不同意我们的交往怎么办？他想都不想地说：我妈的意见只是参考而已，没有那么重要。可是你要是就此说来福不懂得尊重他的父母，那就太错了，来福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他和同事相处很淡，彼此只称呼“您”，彼此的关系只限于合作，没有人到老板那里去打小报告，老板看的是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至于为人品性和个性，那是私事，老板管不着，因为如果他们犯了法，可以找律师；出了公伤，可以找保险公司；犯了刑事案，有警察；罢工闹事还有工会，分得异常清楚。老板与雇员两不相欠，不像我们中国，上司对你好点，你会觉得欠了上司的情，才会好好干，好像你自己就什么也没有付出似的。对他们而言，觉得自己工作出色，他们就可以去找老板提出加薪，因为物有所值嘛。而对于我们就困难多了，除了和上司拉关系套近乎极尽奉承之能事外，还要上供送礼低眉信手，毕恭毕敬，好像是上司给了你这碗饭，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给你升级加薪派你出国，都是对你的一种赏赐和器重，而你决不可以不知恩图报，稍一不留神还会出现站错线站错了立场跟错了领导等等路线性错误，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自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责任就演变成了为某某领导效忠的机会，而对社会对大众的责任就被忽略得一干二净了。来福他们不同，他可以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老板吵得面红耳赤，工余，老板会叫他去一起喝杯啤酒，二人怨气化解。
来福来到德国后一直供职于一家英国的建筑公司，香港的新机场就是由他们公司承建的。他是德国分公司中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后来，由于德国方面管理不善，英国总部决定关闭德国的分公司，于是，从老板到小工，每人都得到了一笔解雇经费，作鸟兽散。来福怀揣了一大笔赔偿金——他是公司里最贵的一名高级雇员，就很快地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结果时运仍然不济，这家德国公司又被法国人给买了去，一时间来福又被随着公司一起被卖到了法国老板手里。法国老板上任的那天，把来福等精英一行人马请去，先是表示感谢，然后谦虚地说自己是外国人，德国的事务还望大家多努力，并赠送每人一瓶法国香槟。说完不久，人就又不见了。于是，来福和新老板的往来就成了电话和传真的关系，偶尔老板也会飞到德国，了解一些情况。我对这种状况十分不解过，要是来福等釜底抽薪，吃里扒外或干些不忠于公司之事，老板也不能控制。来福说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有自己的名誉。原来他们是靠自己的名誉来生存的，就像当时来福刚一接到解聘信时，立刻就有好几家公司写来信请他就职，他靠的是名誉。在德国，在奥地利，一个人有好的名誉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成长生活的环境简单，因此比之中国人而言就显得单纯、朴实，甚至有些不明事理，傻乎乎的。
说来说去，我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除了彼此的脾气禀性不同外，还有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风俗、习惯，也几乎没有一样是相同的。只有一样是共同的，那就是爱情。
因此，芸芸众生里，我成了他的太太，他成了我的丈夫。
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擅长口是心非，比如爱情也同样，这种伎俩我曾经试验过，用在我的丈夫来福身上是不大行得通的。
比如，刚刚交往的时候，大家处在干柴烈火中地彼此热恋着，我们在深圳游玩，看到一条漂亮的丝巾，其实心中眼里我都是喜欢的，自己腰包里的钱一点不缺，伸手可买。可是就想考验一下恋人的诚心，就等着来福发问，可气的是老兄竟然浑然不觉我的心思，只是问声喜欢吗？我眼都不眨，就玩起了以前的老伎俩，说：很是喜欢，可惜太贵。来福一旁不识“时务”，傻呆呆地说既然主意不定就不买了。我暗自生气，这人真是糊涂，对热恋中的女友都不懂得揣摩心思，要是换了中国男人，早就听出所以然来，掏出腰包，拱手献上了。此事让我耿耿于怀，后来，成了他的太太，旧事重提，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在考察他。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买，你当时的样子好像并不很渴望似的。我没有确切的答案。我说爱情又不是演算数学方程式，有时候没那么精确。他说，那不行，我必须清楚地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其实，来福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只是有一个原则，不能随便乱花不必要花的钱。
结婚后，刚到德国，人地两生，没有朋友又没有语言，加上思乡，因此常常发脾气，来福被训得莫名其妙。有一次，买好了电影票去看《拯救大兵瑞恩》，晚上八点开始，不知何故发了一通脾气，饭也不吃，对他说：我不想和你一起看电影，也不想看到你，我一个人看电影去。然后自己拿了一张票，把另一张票摆在桌上，然后气冲冲地去拉门，来福一看，急忙来拉我，我心里是希望他把我拉回家，可是行为上却表现得很坚决，不要他管的样子。来福只好放手，我飞身下楼，开车就奔电影院去了。到了电影院，买了一大包爆米花，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边坐在电影院里大口咀嚼，边盼望着来福的到来，结果等到电影开始了，也没有把人盼来，整个电影看得我心神不宁。出了电影院，正好赶上大雨，等找到汽车的时候，浑身都快给淋湿了。坐在车里望着车外的大雨，越想越生气，觉得自己被这个人如此地忽略。开车回家时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开到了另外的一座小城，漆黑的夜瓢泼的雨，又找不到了家，我就在车里大哭起来，觉得自己像个泡在黄连里的孩子一样苦。
好不容易找到了路，回到家之前，做着各种猜想，也许他正焦急地给警察打电话，或者站在楼下的大厅里等候，然后见到我后连说抱歉。我或许会很大度地原谅他。
在车库停好了车，冒着雨，走在阴阴暗暗的小道上，冷清得叫人害怕。
来到楼前一看，大厅里根本没人，心就开始失望，在电梯上，我说服自己：他一定在家打电话，询问我所认识的有限的朋友关于我的下落。
开了门一看，这个人正端坐在电脑前，专注地查看着资料。电影票仍然静静地摆在桌子上。我的火气登时就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我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顷刻间可以从沸点降到冰点。眼下就是冰点了。
我气恼地站在他面前，谁知他竟然淡淡地问我电影是否好看？我大发雷霆地抱怨他竟然没有去找我，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的雨天，居然敢放心我一个才来德国几天的外国女人半夜出门，居然就不知道去接我。他坐在那里，冷静地说：我以为你是个成年人，懂得自己的决定，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继续责怪他为什么不到电影院去找我？他说他是想过去找我，可是离家前，我说话的态度很坚决很认真，样子也很清醒，他就以为我真的是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真的不愿意被他打扰，于是，想了想，他就放弃了。
我不折不扣继续责难他为什么不去报警，难道我独自在夜里开车没有危险吗？他说在这座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女人夜间开车出门出过问题，再说还不到12点，也就是我离家才四个小时就报警，会把警察笑死的。末了他说：你又不是孩子了。
其实，我就是想让他把我当孩子一样娇着宠着。他竟然不会。我当下寻找字典，准备教育一下这个不懂得宠爱自己太太的人。
在德语里没有专门的撒娇一词，有也是另外的一层意思：像娇惯的孩子那样，宠坏的孩子，所以难怪德国女人很少撒娇呢？她们太强壮太能干，因此男人们忽略了她们的柔弱。
我们中国女人喜欢撒娇，口是心非也往往是爱的表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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