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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除了圣诞节以外，最大的节日恐怕要数狂欢节了。
德国人称之为“FASCHING”，这个节日由来已久。
早在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占领德国后不久(1794—1814)，狂欢节就出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狂欢节实际上是平民百姓反抗军事压迫的一种出气的方式和机会。人们嘲讽所有的穿军 装的人，并且组织起游行队伍来，参加游行的人一个个穿着奇特的制服，手持木制的长枪，进行武装训练，人们故意在跳舞的时候装疯卖傻，扭动屁股，做些令人捧腹的滑稽动作。队伍的“指挥官”竟然同妓女和人贩子共舞，充满讽刺意味。后来狂欢节就此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民间的自娱活动，成为风俗保留下来。
每年的11月11日11时11分就算是进入了狂欢节的长达四个月的前期准备阶段，真正的开始是复活节前第六周的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的三天里。这几天里，整个德国从北到南，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沉浸在狂热的庆祝活动中，因为对平时拘谨严肃、守纪律守得有点呆板的德国人而言，这是一个自由快乐又无拘无束的、可以任意放任自我的节日，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穿着奇装异服，带着稀奇古怪的面具，画着各种各样的脸谱，参加不同场所举行的游行聚会、化妆舞会还有恶作剧。星期一这天从中午开始，市民们就开始涌向街头，观看穿越街道的游行队伍，而游行的人向围观的群众展示他们经过一年时间精心准备策划而推出的杰作。有的人也会乔装打扮和队伍一起“群魔乱舞”一番。因为各个地区的狂欢节形式不同，所以有的家庭甚至在节日期间到其他城市如著名的科隆狂欢节、杜塞尔多夫狂欢节或慕尼黑狂欢节去，作为度假。各电视台也要做不同地区的实况转播，政府和所有行业都会放一到两天假。一年中，只有狂欢节的这几天里，德国人的生活不同于任何时候，人们放松地尽情地“狂欢”，人们可以在化装聚会上酗酒、醉倒、狂喊乱叫，纵情地唱歌跳舞，无论男女老少，熟与不熟。往往是室内灯火闪耀，喧声盖天，室外警车救火车排成一行临阵以待，如临大敌。
定居德国后，我就不知不觉加入了每年狂欢节的行列里，但不是街上快乐的举着面具带着高帽游行的人，也不是化装舞会上狂舞狂饮的人，而是狂欢节上的服务的人员——推着小车游走于狂欢者之间的卖饮料啤酒的服务员，而且是义务的。
第一次是在德国度假，刚刚过了圣诞节就赶上狂欢节。
TSG是一家体育俱乐部，在海德堡一带很有些名气，成立已经七十多年了，除了成人足球、网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项目以外，这家俱乐部还有许多少年儿童体育队伍，其中少年足球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成绩不菲。来福作为该俱乐部成人足球队的队员已经快十二年了，还是个小负责人。有一年的年会上，有人提出：我们自己有室内训练馆，又有这么多人，干吗不在狂欢节的时候也搞化装舞会，从卖饮料啤酒面包小吃挣来的钱中留一部分给自己，增加活动经费，再捐一部分给少年足球队。大家一合计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主意，于是就在每年的狂欢节举办一场大型的狂欢舞会，头一年下来居然大见成效，俱乐部成员士气大振，老板一看也很高兴，干脆就立了个规矩：年年狂欢。
作为家属，和别的太太老婆女友们一样，我也得为俱乐部效力。那年鉴于我是新人，又不会德语，队长乌韦特别照顾我，他给我派的任务是让我和他母亲一起在厨房负责做三明治，煮香肠、匈牙利红菜汤等等。一来不必和客人打交道，再者乌韦的母亲讲一口地道的伦敦英语——她是半个英国人。我一听，满心的失望，这样一来，我只能整晚呆在厨房里，根本体会不到真正的狂欢气息了。
我对乌韦说我想当游动售货员，那多有趣，可以接触那么多不同的人。
往年游动售货员都是由阿明一个人干，今年我和阿明搭档，由他带着我，我给他做帮手，负责取货递酒什么的。乌韦是海德堡的警察，为人耿直，他爽快地答应了。
领了任务，我开始考虑在这个晚上穿什么，把自己扮成什么才好。我带来的服装里没有一件可以用作道具服的，穿套装在狂欢舞会上倒会让人觉得装模作样。来福带着我到曼海姆去买行头。
从超市到专门卖狂欢节衣服用具的商店里，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满地皆是各种各样的服装、面具和道具：海盗、水怪、吸血鬼、僵尸、传教士、女妖、巫师、侠盗水手、小丑、公主、仙女，无奇不有，甚至连相同角色的儿童服装都有。在国内，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节日，一时想不好扮成什么才过瘾。
在一堆千奇百怪的面具里，我发现了一只白色的猫面具，只到鼻子部分，两只眼睛是两个黑洞，形状妩媚可爱，戴在脸上一试正合适，就买了下来。猫该穿什么衣服呢？又钻进成堆的衣服里寻找，后来终于挑出一套粉色的长纱裙，飘飘洒洒的拖到脚踝，肩部腰间镶了几条紫色的飘带，和白色的面具配在一起，很有猫儿的味道：灵秀飘逸，还不影响我游动售货。
来福看中了一只帽子，买了下来：一只公鸡昂首挺胸屹立在他的头上，脑袋晃动的时候，公鸡的鸡冠也来回晃动，像在四处觅食，很可笑。
狂欢舞会定在星期六，这样每个狂欢者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放心地玩到第二天，不必耽心上班迟到。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已经把整个训练馆布置一新，有酒吧、咖啡屋、小吃点、飞靶游戏处，请来的乐队也搭好了台试好了音，大厅里飘满气球、彩带，长条桌上撒着红红绿绿的纸条，墙角摆了好几只灭火器，以防万一。平时冷冷清清的厨房也被一堆堆香肠面包撑得喜气洋洋，成箱的啤酒、饮料摆得整整齐齐，一派过节的劲头。每个人又在各自的岗位上预习了一番，实在是认真，到底是德国人。
星期六下午六点，俱乐部的成员们陆续赶到了，每个人都化了装，惊喜又意外，一见面互相大惊小怪，搂搂抱抱，嘻嘻哈哈。出发前，我仔细化好了装，在嘴巴两边化了细细的长长的胡须，嘴唇涂成黑色，脸上再零星地贴了一点金，戴上面具果然是一只猫儿的样子。来福戴上他的公鸡帽子，问我脸化成什么样子，我说我没有这种脸谱的概念，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的京剧脸谱，可是又不会画。他听罢从柜子里拎出一个纸盒子，里面有各种油彩、化装颜料、各种笔。我讥笑来福怎么像个女人，还有如此之好。在我印象里应该只有女人才有这样的化装盒子。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在德国、奥地利、法国，从小孩子起就有全套的狂欢节用具。因为还有儿童狂欢节，孩子们和大人一样在父母的帮助下扮成他们喜欢的角色，如西部牛仔、佐罗、水手等等，孩子们还可以恶作剧，比如几个小孩一起在大街上拉一条绳子，拦截过往的汽车，车上的人只好停下来扔给小孩几个硬币，如果遇上不愿意给钱的，孩子们只好放行，挣来的小钱，供他们到麦当劳或者冰激凌店饱吃一顿。
来福小的时候就和弟弟一起在狂欢节时干过不少截道儿的营生。
原来如此。
盒子里还有一本画册，我翻开一看是本供人选择的脸谱图书，几十种不同的脸谱，同时教人怎么画。我迅速地翻了一遍，发现扑克里的小丑很滑稽可笑，就决定让来福当小丑，他嘟囔着说几乎年年都扮小丑。于是我在他的脸上肆意涂画，随便发挥，最后笑得自己都直不起腰来，来福照照镜子倒觉得挺满意。
一只猫和一个小丑刚一出门就碰到邻居皮特，擦身而过，他冲我们客气地笑了笑，竟没有认出来。
俱乐部的队员们三三两两到齐了。乌韦扮成人猿泰山的样子，头上用树枝盘了个圈儿，腰间用树叶围着。同伙们开玩笑让乌韦从篮球架上荡过去，乌韦连忙钻进了厨房。其他人有的是扮成水手，有的是油漆工，有的是传教士，守门员罗伯特人高马大的，却扮成了修女，说话的时候把嘴瘪进去，扭捏作态，挺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地板都在晃动，这么个修女，人见人笑，滑稽不已。我的搭档阿明在球队踢中锋，挺拔英俊，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喜欢自己真实的样子，不愿画脸谱，他穿着拖着长摆的燕尾服，黑白相间的马甲，绝对像是一流大饭店里的侍应生。阿明是个电脑工程师，带欧洲腔的英语说得很好听。
他搂了搂我的肩说：愿我们合作愉快。来福开玩笑说：别拐走我的女朋友啊！阿明又打趣说：男人公平竞争，女人自由选择。
来福的任务是整晚坐在那里抱着一个铁盒子负责收银找钱，乏味单调。
小推车上摆满了啤酒饮料，乌韦往我腰里系了一个钱包，我和阿明的游动售货就开始了。我把一只小照相机装在钱包里。
七点来钟，人们才陆续到来。乐队已经卖命地演奏起来。
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像僵尸一样的人迈着僵尸一样的步子排成队走进来，要是在一般场合非把人吓一跳不可，他们腥红的舌头长长地伸在外边，目不斜视地直奔一张桌子挨个坐下，阴沉沉的，其中一具僵尸举手招呼我们，我和阿明推车过去，敢情僵尸们一来就口渴呀！四个人四瓶啤酒，我才听出来原来有一具僵尸是女士。我举着相机赶紧拍照，其中一具幽默地倒地而卧，另几具摆手示意，意思是他们见不得光。
奇奇怪怪的装扮都出现了。其中和来福一样的小丑最常见。
两对男女扮成亚当和夏娃，亲昵地坐在那里。我打趣地说：亚当和夏娃只有一对，你们怎么会出现两对呢？其中一个亚当指指另一个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双胞胎。我仔细一看，果然两个亚当长得一模一样，两个夏娃却一胖一瘦，真是有趣。当初要是上帝造了两对亚当和夏娃，没准人类会多出一倍来。其中一个亚当给了我一马克的小费，到底是亚当。这是我们挣到的第一笔小费。我和阿明很高兴。我那时分不清马克谁是谁，就由阿明收钱、找钱，我负责递饮料递酒、收小费。
生平第一次当售货员，挣小费，这种体验叫我整晚都兴致勃勃的。
乐队一曲接一曲起劲地演奏着，舞池里群魔乱舞着。
我们穿越在疯狂快乐的人群中。
忽然两只大手把我抱住，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是只米老鼠，它正龇牙咧嘴地冲我笑着。声音从面具底下发出来：喵呜！大声叫着。我也喵呜地回应了一声，谁知它却喵呜个没完，围着我团团转，手舞足蹈的。阿明说米老鼠在向我求爱，我才想起自己是只猫儿来。开始还觉得有点难为情，顾及自己的形象，不大适应，再一想自己戴着面具，又是在这样的场合，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人性可以最大程度地暴露发挥，于是我也放纵挥洒起来，冲着米老鼠哇哇乱叫，表示不同意，摇头摆尾。我举起一瓶啤酒，示意它买，米老鼠乖乖地掏钱买了一瓶，可惜没有给小费，这么吝啬还想追求贪婪的猫儿，我对阿明说。阿明哈哈大笑。
我们快乐地混在人群中售着货。
几个穿着浅绿大褂的人，扮成外科医生，背上贴着鲜红的大字：当心，我是医生。他们戴着帽子、口罩、手套，胸前挂着听诊器，全副武装，见人就用听诊器“诊断”，一个女大夫执意给阿明诊断，把一个小胶条贴在阿明嘴上，警告他不要说话太多，他们怪叫着，开心不已。阿明就一直贴着胶条，另一个小丑走过来给阿明撕下去，阿明表示很害怕的样子，小丑就跟着我们游走了一阵，又突然转身跑了。常常碰到吸血鬼、海盗，我们就装作惊恐万状的样子，碰到女王、公主，阿明就殷勤地笑眯眯地把酒递上去，遇到慷慨的人，就扔几个小费往我的钱包里。
我注意到一个小丑，是个女人扮成的，舞会开始的时候她是一个人来的，直到结束也没有人来找她和她说话跳舞，她就一个人闷闷地喝酒喝酒，再一个人到舞池里胡乱舞动。她的面具很滑稽很丑，可我总觉得她心里是在哭泣，有着很悲伤的心事。每次路过她，我就忍不住看上她几眼，我猜测着她的长相，也许她是个很美丽的女人，也许很一般或者很丑，也许她刚刚失恋，也许她已经不年轻了。她总是要红酒，一瓶喝完再要一瓶，直到后来她已经开始趴在桌上倒头睡了，还挣扎着要红酒。我和阿明决定不再卖给她酒了。我往她的杯子里倒满了水。过了很久，我们再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她手里攥了一张不知是几马克的钞票，头垂得低低的醉去了。我心中总是恻隐。等会儿谁送她回家呢？这小丑让我记挂了很久，最后不知道她是怎么离开的。
一个打扮成女巫的女人拉住我的手塞给我一个马克，又对我和阿明说她特别理解我们的工作，真不容易，真累，因为她自己就是个酒吧的服务员。她说祝我们好运，多挣点小费，等会儿去喝一杯。一个可爱的女巫。
十点多钟的时候，人们已经慢慢地醉起来，东倒西歪的，大厅里音乐声叫喊声交织在一起，这时候的德国人变得绝对友好而幽默，毫无拘束，不再那么呆板刻薄挑剔，也不再那么理性，一年中只有这几天是他们最放松、最真实的时候。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这个时候的德国人。可惜狂欢节不是天天都有。
几个漂亮姑娘统一穿着黑色的长袍，像是来自阿拉伯的修女，她们嘻嘻哈哈，似醉非醉的，肆无忌惮地尖叫着，原来她们的邻居——一个秃头胖子正呼噜山响地坐在那里大睡特睡，双手交叉在凸起的一起一浮的大肚子上，光头就快要挨着肚子了。姑娘们往胖子头上洒饮料，胖子搔搔头继续打着呼噜。胖子身后的另一个胖子解下围裙——十分可笑的是他扮的是个厨子，厨子解下围裙系在醉胖子的脖子上，像小孩系了个围嘴，一伙人狂笑着。胖子浑然不觉，稳如泰山，睡如座钟。这睡功让人羡慕。
一个警察拦住我，起初我以为是真警察，他半醉半醒地向我说些什么，我除了啤酒名字以外，听不懂半句德文，阿明在远处服务。警察骂骂咧咧地发起脾气来，我仍然不明白。他“噌”的一下从腰里掏出一把枪来，放在我太阳穴上，叽哩咕噜地叫喊着，还真把我唬了一下，他示意我举起双手来放在脑后，我脑子迅速一转，摘下猫面具露出真面目来，那“警察”果然愣了一下，呆呆地看着我：原来他眼前一个两腮上画着胡须的猫是个亚洲女人。我冲他嫣然一笑，他怔了一怔，突然把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口中喊到“砰砰”，然后向身后的女伴——一个女警察身上倒去。那枪，那跟真枪一样的塑料枪扔在地上。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还能允许有人装扮警察，没准会引起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后来阿明告诉我说，如果在白天看，那人的衣服是深蓝色的，而德国的警服是深绿色的，混淆不了。我一紧张，根本没有注意他衣服的颜色，一场虚惊。
十—点的时候，流动的鼓号队来了，他们戴着高帽子，穿着斑马一样的条纹服，通常他们是从这个舞会到那个舞会，像我和阿明一样来回游动表演的，人们排成长龙随着鼓手们在大厅里绕圈，几个人过来把我和阿明的小车推到一边，拉着我们就往队伍里走，我时不时地掏出相机拍摄，又被什么人拉进去，接着跳。如此三番，直到人们跳累了，鼓手们要到下一站去了，才作罢。我和阿明的流动售货也告结束。
回到临时搭成的柜台里，阿明清点了帐目，说我们硕果累累，挣了将近二十马克的小费，跟饭店里的服务员差不多。他说为了我们初次的合作成功应该去喝一杯。他对来福说：我请你的女朋友去喝杯香槟，你不会介意吧？此时来福早被加加减减的算术给搞懵了，满脑子的马克飞来飞去，根本顾不上女友了。
喝完香槟回来，我开始帮来福“收帐”，站柜台售货。来福的柜台前笑话也不少。
一只大灰鼠，跌跌撞撞地走到柜台前，舌头已经不大灵活了，仍然笑嘻嘻友好地跟人打招呼，他说要金酒，来福说酒吧那边才卖酒，请到那边去。灰鼠点点头，友好地说声“谢谢”，刚一转身就像一根木头似的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他的两个伙伴连忙赶来拉起灰鼠，一左一右地架着他往回走，灰鼠仍不忘记回头卷着舌头对大家说声“对不起，再见！”
一个性感妖艳的女郎浑身喷发着令人窒息的香水味，黑色的假发黑色的眼睛黑色的胸衣短裤，狂野而漂亮得像一只美洲豹，又像一团黑色的火苗，充满挑逗意味地四处燃烧着。她走到柜台前，从胸罩里掏出一张纸币来，塞给正在埋头清点“财务”的来福，身后的罗伯特、阿明、拉尔夫三人齐声“哦”着，性感女郎伸手摸了一下来福的头，说：“蜜糖，我要一瓶香槟。”没等来福回话，修女——大块头罗伯特第一个积极地响应着，跑到另一个棚里的酒吧去取香槟，又殷勤地亲自递给女郎，来福被女郎一摸一叫，早就找不着北了，怔怔地发蒙。
我正站在几个男人身后喝着乌韦母亲做的匈牙利红菜汤，看着这一幕，乌韦的母亲十分有把握地对我说：“这是一枚重磅炸弹”。
“重磅炸弹”摇摇晃晃拿着香槟离开后，我开玩笑地问来福是不是找了人家双倍的钱？几个男人回过神来，围住来福一看，女人给的在自己胸前捂得发热、冒着熏人香气的纸币竟是意大利里拉，100意大利里拉等于10美分，19分尼克(0.19马克)，而一瓶香槟的价格是3.50马克。男人们没了声音。
哈哈大笑的先是乌韦的母亲和我，然后“修女”罗伯特抱着肚子弯下了胖腰，要断了气似的狂笑起来，接着是拉尔夫、阿明，来福却是如梦方醒，可怜巴巴地说：我要设法把这张票子找出去。
结果那票子终于也没有被找出去，倒是夹在我的本子里成了纪念品。那浓烈的香味好像至今还能闻到。
疯狂的狂欢节。我爱上了这个另一个民族的节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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