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

　　很长时间了，我住在海边的一所房子里，过着独居生活。我不想上班，每天用一台老掉牙的电脑写作。我有一个习惯：写累了就放一段音乐，然后站在窗边看外面的风景。这天，一个长发女孩闯进了我的视线。在阳光下，她的头发一闪一闪，针尖似的亮点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注视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窗子的另一侧消失了。我跑下楼去，站在街上看她的背影。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不知道有个男孩在后面看她。她轻盈的步履，雪白的裙子，都引起了我心里轻微的抽搐。

　　我注意到，在街道的拐角处，她扔了一样东西。

　　我把东西拣回来，看了看表，当时是下午两点零五分。我决定以后每天下午两点都在楼下等她。过了十六天，我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女孩。我把上次她扔下的东西还给她：那是一张口香糖的包装纸，我已经把它折成了一只小小的纸鹤。

　　我告诉她：左边翅膀上写着我初次看到她的时间，右边翅膀上写着我的名字。她低下头打量着纸鹤，头发一根根垂下来，很漂亮。我不知道她会作出何种反应，心在跳个不停。她沉默了大约五秒钟，我感到仿佛过了一个小时。女孩抬起头说：谢谢你，我叫林薇，其实我每天都经过这里。

　　她冲我微笑了一下，继续向前走。走了两步，她回过头来说：明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大概会经过这里。听完这句话，我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有希望了。

　　两周后，林薇成了我的初恋女友。我从未谈过恋爱，不懂得迁就女孩，有时候态度还比较粗暴。林薇呢，反倒能够容忍我，她说我们前世肯定就纠缠不清。她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看我写的文章，惟一能够使我们产生共鸣的就是电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难舍难分，只要有一天不见面，就感到这个城市里空空荡荡的。

　　由于北戴河固定人口少，电影院已经很久不放电影了，想看电影必须坐车去海港区。为了拼命写作养活自己，我基本抽不出时间陪林薇看电影。海港区开始上映《真实的谎言》时，林薇几次要我去看，我说没有时间，让她一个人去。林薇噘着小嘴说：你不去，我也不去。

　　一天下午，林薇怯怯地敲开我的房门。她站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斜照在她的脸上，又顺着她的颈部滑到了墙上。她不断地摇晃着我的椅子，最后毫不客气地关掉了我的电脑。她说：只演最后一场了，就陪我去看吧。看着她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拒绝。我站起来，将她垂到额角的一缕头发理顺，告诉她：我们现在就去。林薇高兴得像个在过儿童节的孩子。

　　电影散场要很晚，那时公共汽车早停了，所以林薇主张我们骑自行车去。我说可以坐出租车回来，她说：骑车去多有情调啊，再说四十块钱的出租车费太贵了。你至少要写一个晚上才能把钱挣回来。

　　我们骑车沿着海滨公路行进，左边是一片槐树林，右边是开阔的沙滩。林薇骑得很快，经常跑到我的前面。渐渐地，她就落在我身后了。我扭过头去，看到她的脸浮动在黄昏柔和的光线中。到了白塔岭，她停下车子，坐在路边休息。说好了只休息五分钟，但过了十多分钟她仍然不肯走。她说：除非你背我，否则我就不走了。于是我背她走了一段，路上的行人都在看我们。我说：你好意思吗，人家都在笑你。她说：不是，男人在笑你，女人在羡慕我。

　　到达文化路的电影院时，影片已经开演了。我在心里抱怨她，但是没有说出来。影院里的人很多，我们只好坐在最后一排。她小声地吃着零食，像一只老鼠。有时，她也会把一颗爆米花塞进我的口中。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她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想电影既然能够让她开心，以后我尽量多陪她看几次。电影结束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反正我们有自行车，并不急于立即返回。文化路上灯火通明，我们看到两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在散步。林薇对那个孩子产生了兴趣，她冲着他挤眉弄眼做鬼脸，逗他高兴。她悄悄地问我：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没有正面回答她，告诉她别想得太远，那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在心里，我喜欢女孩，但愿她长得像林薇。

　　回来的时候，路边的景色不同了。左侧传来轻微的沙沙声，那是海水拍打沙滩的声音。月亮离海面很近，离我们也很近，像只有几十米的样子。远离了槐树林，林薇又感到疲惫了，但是不想停下来休息。她说：只要看着鸽子窝那里的灯光，就感到快到家了。对于她的撒娇任性，我已经习惯了；可她现在这个样子，我反而有些心疼。我想，下次无论如何也不要骑车去看电影了。

　　我送她到楼下，她告诉我：回去早点儿休息，别再写东西了。我说：只写一个小时，否则会睡不好觉。就为了这句话，她很久没有提出要看电影。

　　过了一年多，我们去看了《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担心吴奇隆和杨采妮演不好，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次林薇没有高兴，后四十五分钟她一直在流泪。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汗水几乎要把我的手浸透了。我留意了一下四周，发现只有林薇一个人哭得最伤心。

　　电影是循环场，林薇坐在座位上，坚持还要再看一遍。我想，看到第二遍时她就不会哭了，结果林薇照哭不误。走出电影院，她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变了。那天的阳光很强烈，她长时间地捂着眼睛。我让她把手放下来，看她是不是哭红了眼睛，她不肯。在车上，林薇说下辈子都不想再看这部电影了，太让人伤感。她问我：如果将来我们分手了，你会想我吗？我说：我们不分手，我们永远在一起。

　　那天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流泪了。这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够让我流泪的一部电影。大概是爱屋及乌吧，我和林薇开始收集《梁祝》的CD唱片，一共买到了四种版本。那时我们都喜欢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的一种版本，小提琴手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字叫卡特·凯肯。我们听了无数遍。林薇说，看过电影再听协奏曲，完全能够听得懂；听音乐的时候，就还想再看一遍《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说，别忘了你当初说过的话，再看一遍恐怕要把身体哭坏了。她说，人是很怪的，有些事情明知道伤心，还会去做。

　　接下来的日子比较平静，我专心致志地写一部长篇。那个夏天比往年都要热，街上的游人逐渐增多。无雨的傍晚，我们去附近的一片海里游泳。林薇的水性比我好，她可以一口气游到防鲨网那里。她在远处的海面向我挥手，声音贴着海面传过来，整个夏天都是如此。

　　我希望我们能一辈子这样，过着平稳而幸福的日子。我和林薇一度考虑过结婚的事情，林薇说到时候她的母亲会从海口回来，她已经三年没见到母亲了。说完这句话，她突然变得烦躁起来。我知道她父母的关系比较紧张，就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了。

　　林薇曾经给我出过一道难题。她问我：如果我和你母亲同时落入水中，你先救哪一个？我说：你从哪本书上看到这么俗气的问题，我不想回答。她说：不回答就是心里有鬼，你想救的肯定不是我。

　　当时我不置可否，我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么荒诞的问题，然而它悄无声息地来了。

　　秋天的一个晚上，林薇来找我，一进门就扑到我的怀里，眼泪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父母终于决定离婚了。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我看来，她父母离婚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我想尽办法安慰她，都不能使她停止哭泣。我索性不理她了，有时候女孩哭泣是劝不好的。

　　后来，林薇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母亲打电话来，让她去海口。她权衡再三，决定和她母亲住在一起。我问她：那我们怎么办，也许永远都不能在一起了？她说：没有两全其美办法了，母亲更需要我。

　　我没有责怪林薇，只是想起了以前她问我的问题。那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她选的不是我。我有一种溺水的感觉。

　　三天后，我送她到了北京。在候机大厅里，我把一张《梁祝》的CD唱片送给她，那是我们共同喜欢的版本。我们握着唱片，看着封面上的两只蝴蝶。我想，如果当初知道这样的结局，我就不会认识这个叫林薇的女孩了。我感到胸口传来阵阵的心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的爱情呵，脆弱得像一只玻璃花瓶，如此不堪一击。那一刻，我想为我们的爱情去死。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小女孩，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无人陪伴儿童。我的眼前一片模糊，那个孩子孤零零的神情到底像谁，是我还是林薇？我想起初次看电影时林薇说过的话，如今变得虚无缥缈，恍如隔世。不管喜欢男孩还是女孩，都不是我们这一生应该考虑的事了。

　　林薇走后，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日子，一个人写作，一个人散步，一个人难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看《梁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无数个星期天，我跑遍了海港区所有的电影院，想知道他们会不会重新放映《梁祝》，结果总是令我失望。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电影公司新开设了一个小放映厅，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电影。我感到自己快要疯狂了。我花掉四十块钱，立即坐出租车赶到电影公司。我问经理：有《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吗？他说：除了进口大片，一般的片子都有。不过现在放映厅还没装修好，过几天再来吧。我说：不，我现在就想看。他问我是几个人，我说只有我一个人。他狐疑地看看我，可能以为听错了我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只有我一个人。经理说：你真是个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只收了我五十块钱，我相信这是最便宜的价钱了。经理说要等一会儿才行，需要临时打电话找一个放映师过来。

　　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间尚未装修好的放映厅里，闻着浓重的油漆味儿。过了半个小时，放映师从家里赶来了。他装好拷贝，问我：可以开始了吗？我说：开始吧。

　　银幕上的光与影不断地变幻着，放映厅里忽明忽暗。除了人物的对白，只能听到胶片滚动的声音。看到十八相送那场戏时，我想林薇肯定又要流泪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右边的座位，打算寻找她冰凉的小手。

　　座位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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