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曾经是日本据点附近的共党干部，我姥爷给八路军推过消息树，我爷爷的爸爸是地主但他自己却是贫农。这些人在文革中都挨过整。我之所以提到他们，是因为我今天才发现人们原来在文革中做过如此有意思的事，就是强迫另外一些人回忆。他们都被关起来，什么事都不干，专门回忆，还要整理成文章，编成书。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改变了人们通常的回忆习惯。人们通常的回忆都是无机的，零散的，随心所欲的，而一旦开始集中精力抽出时间专职回忆，就可以从一个自发的无主义主义者进化为一个自觉的结构主义者，继而从时间轴的任意点上发掘它们的相关性。

　　2000年夏天，我和雷颖坐在漆黑一片的奥华小厅里看《角斗士》。那时她刚刚跟她父母一路照相回到北京，我们久别重逢，又立刻要分离。我递给她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个坠儿和一条链儿，那是在她不在时我跟朋友们去双安打街机时偶尔在谢瑞麟的柜台里看到的，当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夸那个坠儿的样子别致，我心情很好就交了订金，我那时全然没有想到它可能生发的巨大意义，就跟路过一个卖当劳进去给她买个甜筒一样。直到当我把盒子放在她手上的时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异样，因为这有可能是她走前我送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特别是当她笑了一下，把自己的项链解下来，甩甩头发把链儿又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明显地有些准备不足，一双手在她脖子后面折腾了好半天才把项链给她戴好。其实现在看来大可不必紧张，因为呆会她回家洗澡的时候很快又会把项链摘下来，只是我偏偏从前没有意识到项链与甜筒的区别而又偏偏在那一刻鬼使神差地意识到了钻石和白金作为准硬通货的不朽性。

　　还是2000年，快要到夏天，我过生日的那天，雷颖送给我一个2000年版的Zippo。我用它点了没有100根烟它就不见了，大概是坐出租车的时候从衣服兜里掉了吧。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雷颖，沉痛检讨。然后第二天我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Zippo，崭新的。我用它点了没有200根烟它又不见了，大概是坐出租车的时候从衣服兜里掉了吧。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雷颖，沉痛检讨，并且说不要再买第三个Zippo了，给我买个五毛钱的一次性打火机就成。

　　虽然我嗜好回忆，但是对于上面这两件事，如果不是RayShuttle强迫我回忆，我是永远也不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然而RayShuttle把它们自动地放在了一起，让我在阿桂的显示器上又看到了过去的一幕幕，并且明白无误地传递出我和雷颖在这两件事情上的挫折感。

　　还是RayShuttle。2000年夏天，我和雷颖在奥华门口转悠，看着《角斗士》的广告牌犹豫是不是还能再找出比进去看电影更有意思的事情来。一对30多岁的情侣走过来，提出将该场的票转让给我们因为他们临时有事。我和雷颖继续犹豫。他们将票价降到50。我和雷颖依然犹豫。于是那位女士突然大悟笑着说送给你们吧周末愉快而那位男士将票塞到我手中，我一时哭笑不得但又倍感激动立刻掏出皮夹抽出与票价等值的人民币同时道谢不迭。

　　2001年初的一个傍晚，我同雷颖在新街口的大街上走路，前后相距5米。一对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从我旁边走过，我听见女孩对男孩说你以后上课不要老跟他们说话多听会课，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拉着手。

　　正是RayShuttle让我明白我和雷颖原来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并不理想的中间状态，当时不自知，现在只有我独自醒悟。

　　“莫系莫系！”肖可说。

　　“莫系莫系。”

　　“在干吗？”

　　“看片儿。”

　　“什么片儿？”

　　“毛片儿。”

　　“多毛？”

　　“已经开始拉手了。”

　　“天气很好，想不想去春游？明天早晨，去十渡。”

　　“都谁去？”

　　“我们现在宿舍的人，还有一些她们的朋友。”

　　“噢，又要我去扮那个聊胜于无的角色？”

　　“你真聪明。”

　　“500块钱包一天，过夜加倍。如果让演激情戏，价格可以考虑优惠一些。上回的还没结，提醒你一下。”

　　“回头一块结，连利息一块结。”

　　“不成，现在把钱送过来，不然没戏。”

　　“好了好了。明天早晨7点来找我。”

　　“把钱送到我楼下的那个垃圾箱里，用黑色皮包装着，1000块钱，见到钱就去。”

　　“去是不去？”

　　“下午3点前见到钱就去，否则没戏。”

　　“去死吧。”

　　“那我去了。”我说完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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