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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国社会有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更合乎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的货币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问题的另一面也已经发生，许许多多不该货币化的人际交易行为，也被货币化了。
俗话说，“先小人，后君子”。这话在一定范围内很是正确，但如果用得不当，不仅君子之利不能得到，反徒添烦恼。上海出了一则新闻，一位杨先生，不仅因为儿子给自己编 写软件便付工资给儿子，还因为自己的太太在家里做饭，又付工资给太太。这件事情被放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来介绍、讨论，看上去它没有被电视台的编辑当一般新闻来处理。难道这个动向反映了一种“趋势”么？回答这个问题，还真牵涉到一些经济学知识。
杨先生在家里引入了市场关系，双方交换的是服务。他的太太认可了这种交易，还说杨先生是他的“领导”。杨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先小人，后君子”。一般理解，“先小人”，就是用市场原则来办事，将产权尽可能界定清楚，从而减少“外部性”，调动交易当事人的生产积极性。“后君子”，实际上说的是契约执行过程中，双方不伤和气，使交易可以继续下去，甚至也可能指用某种扶弱济困的道义行为来影响交易的价格。在市场关系条件下，奉行这个原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
但是，不能认为任何一种交易(例如家庭内部的交易)都可以引入货币关系或市场原则。家庭是夫妻之间靠一种长期契约建立的交易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交易是子女的养育。子女所提供的福利，其内涵比较复杂，包括精神满足与养老保障等。夫妻双方在子女的养育中都会做出贡献。在传统家庭，这种交易如果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实在太大。谁给子女换了多少次尿布，谁又给子女教了多少知识，哪里说得清楚？特别是谁的遗传基因在子女身上表达了多少，计量起来太难。所以，自古以来货币关系没有介入家庭，即使是现在流行的“婚前财产公证”、“婚后分账生活”，也远没有使家庭的全部交易货币化，更不至于到丈夫给太太支付工资的地步。
因此，杨先生的做法应是大有问题。
杨先生好像想安排一个获取“剩余价值”的公司结构———在服务合作中，自己承担风险，付给太太旱涝保收的稳定工资，合作产生的一切剩余都归自己。这样一来，杨先生就好像有了“合法”性做“雇佣者”，自己的太太则是“被雇佣者”。合作关系是否解体，也当然由杨先生说了算，因为他是风险的承担者。然而，这个结构在经济分析中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杨太太的许多风险是无法规避的，子女的成长与成就给她带来的满足感或者子女的困厄给她引起的挫败感，不会因为得到2000元月工资而消失。所以，她不会放弃自己在家庭交易中的“支配权”，当然也不会放弃家庭交易中的“剩余索取权”。其次，杨先生的做法在社会习俗和法律上也得不到支持。如果他提出离婚诉讼，法院一般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财产划归杨太太，也就是说，家庭合作的剩余价值不可能由杨先生一人占有。杨先生做不得“小人”。
同时，杨先生的做法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意义，反倒还增加了家庭内部的交易成本。家庭作为一种长期合约，必须避免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增大了交易成本。当然，夫妻作为“经济人”来合作，每一方都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即使一次半次吃亏，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合作的未来收益，也不会计较，否则就太不理性。为了免除夫妻之间的斤斤计较，人类社会还发育了一种关于“爱情”的文化包装，异性之间的性吸引，被华丽的语言符号装点起来。其实，这也是人类“发明”的一种降低夫妻之间交易成本的办法。但在杨先生的“工资制”下，这种“爱情”包装被破坏了。
归结起来说，在夫妻之间的交易中，还是要做君子，做“小人”的成本实在太高。这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合理性问题。至于杨先生究竟为什么要在家里尤其是在夫妻之间实行工资制，在这里根本不可能讨论。
世界上总有一些领域不可用货币来交易，在这样的领域，要把产权界定清楚非常困难，于是，就要人们只做君子，不做“小人”。货币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它存在的前提是交易对象要容易计量，容易用竞争的方式来生产和消费，除此之外，我们就要发明一些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道德和法律就是最常用的手段。
“先小人，后君子”中的“小人”，不是我们常骂的那种“小人”。在货币交易关系中，人们尽可能界定清楚产权，使契约尽可能完备，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这样做才是君子。这条谚语对于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可能反映了我们大众价值观的某种缺点。过去，我们可能看不惯斤斤计较的商人交易习惯，把君子取义不取利的浪漫主义理想捧得老高，结果呢，君子之风未见得炽盛，不守规矩的流氓之气倒是不绝于朝野。近些年中国社会有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更合乎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的货币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问题的另一面也已经发生，许许多多不该货币化的人际交易行为也被货币化了。但愿这种趋势能得到遏制。
/党国英
责任编辑：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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