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浪网友：萧强

　　我们总是在怀念既往，对于我们来说，童年的生活是美丽的。那是一段悠长而且美好的生活，在我的记忆当中充满了绚丽，生动的色彩。

　　可是在我一次次的梦境当中却不是如此，我儿童时代的梦都以黑白照片的形式存在，这种意境使得我的怀念充满了感伤的色彩。我后来为我的性格企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没有。我试图使我性格的流程更加感性化，充满魔幻、神奇、意识流的味道——我不愿意用一种所谓理性的看法去关注我的性格生成的过程。我以为，人的经历没有规律，不可以抽象和归纳。

　　我喜欢佛洛伊德。用梦讲述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符合了我好奇的性格。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就会深刻而且彻底的了解我的性格。从一个小的时候极其调皮，爱搞恶作剧的孩子到今天总是陷入感伤和怀念的后现代青年，从原则上来讲毫无区别。你看满大街的流浪歌手、迪厅里边处女或者蝴蝶的尖叫声声入耳，你看到她们疯狂的扭动，你可是不知道她们的内心。她们的内心反映了一种压力和深层次的孤独，她们对感情非常脆弱，偶尔不经意的语言可能会让她们陷入一种不可以控制的落寞当中。

　　调皮和感伤没有区别。

　　这两种性格极其复杂的交织在我的身上，在日子构成的历史中检点我的岁月。

　　十二岁后的我尤其明显。

　　我前边已经说过，作为一个北京人，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北京人，对于首都公民的属性没有任何自得的感觉。说实话，那时候的北京城还处于正在建设当中，有关经济中心还是政治中心的争议此起彼伏，外地优秀的张朝阳、丁磊什么的还正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北京满大街的京片子中很少有南方琐碎或者你干哈呀这样的声音。至少我理解起来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北京人，去了外地，却明显的感受到了乡亲们对于来自天安门的老乡的崇敬。我本人不止一次的遇到过老大妈或者老大爷亲切而且慈祥的目光中一下子闪耀出受伤的同志遇到组织遇到党的那种火热的目光。

　　当然这个时候，我已经在邯郸住了一段日子，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作为一个小孩，而且是来自祖国心脏的小孩，我的身上撒满了金黄的政治光辉。并且根据组织上只上不下的基本策略和我本人优秀的实际情况，我仍然担任班干部的重要职务。

　　我这个时候是在读小学五年级。我的威信此时如日中天。

　　每天下午放学，和一大帮高矮不齐的兄弟们穿过罗城头，派出所，到滏阳公园的空地上尽情的挥洒我们的球艺。

　　考虑到80年代中期连小孩都如此热爱足球，也就是证明了中国足球有着强大的后援团和充分的人力资源的背景，考虑到连我教书的爸爸也每天作在电视机旁耐心的等待中国足球的翻身，我不能理解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中国的足球仍然百废待兴，仍然处在被解放的第三世界的清苦地位。

　　唯一能让人欣慰的是中国的球星们已经率先富了起来，用泡吧，炒做，找小姐的钱拉动低迷的消费指数，促进内需。

　　当然和我们踢球的可不止是我们班级的，事实上我们的团队意识和外援意识都非常强烈。我们不止一次的用一对不在一所学校读书的双胞胎来迷惑我们对手的眼睛，很遗憾，在我们球队踢球的那位仁兄球艺非常差，常常傻着眼睛坐在场外等待我们的召唤；而他的哥哥，在我们的眼里却犹如马拉多那在阿根廷的位置，带球过人，进球意识，体力非常的符合我们的要求。他和我们这些优秀的球员的合作天衣无缝。

　　他的名字是风，在我邯郸的三年中，他是我的好伴侣，好战友。

　　风的家庭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他的爸爸是今天牛气冲天的邯郸钢铁厂的工人，他的妈妈是啤酒厂或者白酒厂的评酒员，我不止一次的在他家看到成箱的散装白酒堆在墙角，我甚至还看到我的老师家里也堆满了这种酒。

　　他的爸爸和妈妈总是在打架。他们的战争势均力敌，没有伯仲之分。战争的过程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家里所有堆积的东西重新被安排了位置，很多呈现出整体排列的物品被化整为零。记忆里他妈妈总是披头散发，他爸爸总是气喘吁吁。

　　他的妈妈经常指着他的爸爸说：你这个混蛋，流氓。

　　他的爸爸脸更加红了，他把拳头握的紧紧的。

　　就是在这些断断续续的问答当中我约莫知道他家的复杂背景。大概是他的爸爸曾经结过婚或者是什么，他的妈妈性格刚烈，无法容忍这段惨痛的历史。

　　但是我说过，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我曾经饶有兴趣的列出了好几种可能，并且在下一次去他家的时候用他们争吵的话做验证。但是每次都没有机会。在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风总是偷偷拉着我的手，离开这片鸡犬不宁的房子。

　　风无比羡慕的对我说，真喜欢你的家。

　　风的确是喜欢去我的房间。我的房间不大，但是比较整洁。风每次去了我的房间后总是都把他那双球鞋摆在我的房间外边，小孩脚的汗味弥漫，充斥了整个房间。我笑嘻嘻的骂着他，两个人闹做了一团。我们像革命战友那样背靠背，若有所思的问对方以后打算干吗。风总是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一会说要做医生，一会说要作厂长，他的最高理想是有一间我这么大的房子，能够一个人睡觉。

　　看来我的境界就比他的深远。我当初既定的方针是当一名出境率很高的记者，像赵大妈或者杜宪那样。我觉得做一名记者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就像文革年代大学生看到毛主席的那种心里体验。我多次想象我穿西服，系领带坐在长安大街中央电视台的大厅里。我可不做那些什么儿童天地，少年之家的主持人。

　　“什么呀，小儿科”我撇撇嘴，“你看陈铎《话说长江》的那种样子，那才是主持”

　　我必须指出，我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来自我的爸爸。我得承认，少年时代的我是爸爸思想的拷贝。我和爸爸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起看新闻联播，一起看球赛，一起看动物世界。爸爸评点和总结似的发言被我巧妙的选择和利用。从我的嘴里经常有成人的话语涌出，让风和他的弟弟们格外羡慕。

　　我在邯郸整整三年，从11岁到14岁，在生理学上这属于儿童向少年的转型。据说这一段时间是人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这三年中，我一直茁壮的成长，几乎没有作过噩梦，没有遇到过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

　　我这段时间所有的记忆被时间卷在了春夏秋冬，卷在了踢球，风的家里和我们谈论人生，理想的过程当中。

　　我的记忆是破碎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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