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上下，个个长发长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 颇有气慨。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像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到人名时决不带姓，比如把陈凯歌叫“凯歌”， 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 。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因而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 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 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谁又能想到“思甜”的时候， 我们正经历一场劫难。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我不认为守在电视边、被 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 平等精神。

　　对，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开始怀疑他们对经历与苦难的认识。

　　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 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国电影。有 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是值得电影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时，又慌了 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 空洞的词——我们是谁？我只知道，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