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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最是行为艺术家不自由

刘士林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8月11日 17:50 中华读书报

　　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它是一种比起一般艺术来说更加沉重的追求。

　　它表明的是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前者不可改变的失败与后者不可改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真不知道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行为艺术可谈。

　　最近读刘淳的《中国前卫艺术》，对其中描述的两次行为艺术觉得颇值得玩味，它们都发生在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但其结局则一点也不再有什么艺术趣味。其一是所谓的“枪击事件”，其主角肖鲁和唐宋均因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其二是吴山专在中国美术馆里卖对虾（由于价格便宜，甚至中国美术馆长刘开渠先生也前往购买），但是最后却被经济警察处以20元的罚款。这两件事情本已不再有什么新鲜感了，只是由于我想到这些行为艺术的收场都与警察有关，所以才觉得它们非常有趣。

　　关于行为艺术本身，就我有限的知识，至今尚未见到有人对这一术语作逻辑上的界定与阐释。但仿照艺术是自由的象征这个模式，也可以说，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它是一种比起一般艺术来说更加沉重的追求。具体而言，一般艺术家受到的只是各种艺术批评家的监督与制约，因为他们的艺术活动主要局限在心理想象中，而艺术批评家则承担了精神警察的职能；而行为艺术家则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希望把审美活动中的自由加以现实化，这怎么可能呢？也正因此它不仅难免和批评家制定的审美秩序相冲突，更为要命的是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现实秩序者的维持者相冲突。与前者相冲突最多不过是艺术家艺术生命遭到扼杀，而与后者相冲突则真是“不想活了”。因此行为艺术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危险的职业，它也正是行为艺术家存在的命运悲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正是由于在艺术王国中对精神警察的不堪忍受，才导致了行为艺术家的出走，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但是孰不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外边的警察手段更加厉害，他的法宝决不是批评家们的话语，而是比话语威力强百倍千倍的马棍和黑洞洞的枪口。如果说里面的警察还只是以话语权力来控制艺术家的心灵自由；那么外面的警察则是以手铐与监狱来对待艺术家的艺术行为。古人云“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在文人阵营已经四分五裂的今天，则可以说，最不自由的正是行为艺术家。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行为艺术并不始于今日，而且每一次收场都与国家机器或者警察的直接参与有关。其中有两个例子给我印象极深：一是中国的诗仙李白，他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就是借着酒兴使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简直是一幅精妙绝伦的行为艺术；但也因此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正是由于这件行为艺术，唐玄宗一眼就看出他“非廊庙器”的本质，事隔不久便被赐还山。当然李白这次还是比较有面子的。到了一心模仿太白的明清士子那里，其结局就远没有这样雅观了。正如《儒林外史》十八回讲到西湖名士游玩归来，比较小心的景兰江劝道：天已黑了，我们快些走吧。而支剑峰已是大醉，口发狂言，“何妨！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放心走！谁敢来！”一心要模仿一下锦衣夜行的李太白，正在手舞足蹈高兴，却碰上巡夜的，结果被“一条链子锁起来”，行为艺术就此打住。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卫艺术家丁乙1986年10月13 日下午，在上海南京西路，上海展览中心对面的广告牌下与两个伙伴搞了一次叫“布雕”的艺术活动。年轻的艺术家用20多米长的黄布从下往上把自己缠起来，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这时警察来了，行为艺术就此结束。具体情形书中未加以详细说明，但可以想象一定与西湖名士相差无几。

　　历史的向前发展，并没有给人生提供自由的澄明之境；而今天的为种种先进设施武装起来的警察（包括精神的与国家机器的），却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发达。而且自由的生命之舞，即使能够躲过警察的眼光，在当代社会上也难免被当小丑去看。所以，《儒林外史》中的这个故事寓意深远，它表明的是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前者不可改变的失败与后者不可改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真不知道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行为艺术可谈；但是，假如真的没有前者自由的追求，那么人类与动物、与机器还有什么区别可言呢？但是，假如没有后者必然的胜利，即理性法则的胜利，那么人类又如何能够与自然界区别开而成为一种“城邦动物”呢？既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逻辑上讲就不可避免，那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两者之间变得不那么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正如人们常说的，“警察也是人”，作为人，他的一个本质规定就是“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他在某种范围内也可以从事一下审美活动，以使自身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异化形式相区别。可能性当然还是有的，于是我想到一则西方故事：一个偏激的人士在英国Hyde公园讲演，其大意是指责政府腐败，提议人们讨论一下是先烧白金汉宫，还是先烧议会大厦。因此堵塞了交通。这时交警不急不躁走来，很有风度地行礼后，说：请准备火烧白金汉宫的人排在右边；请准备火烧议会大厦的人排在左边。于是交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把这次集会看作是一次行为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这个英国警察不仅直接参与了，而且正是他艺术化的行为，使之达到高潮。有人说行为艺术是“检验法律弹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其实它也更是检验人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了这样充满弹性、刚柔相济的警察，而不是动不动就拘留、罚款、用链子锁人，那就绝不仅仅是行为艺术家这个群体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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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最是行为艺术家不自由刘士林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8月11日 17:50 中华读书报　　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它是一种比起一般艺术来说更加沉重的追求。　　它表明的是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前者不可改变的失败与后者不可改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真不知道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行为艺术可谈。　　最近读刘淳的《中国前卫艺术》，对其中描述的两次行为艺术觉得颇值得玩味，它们都发生在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但其结局则一点也不再有什么艺术趣味。其一是所谓的“枪击事件”，其主角肖鲁和唐宋均因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其二是吴山专在中国美术馆里卖对虾（由于价格便宜，甚至中国美术馆长刘开渠先生也前往购买），但是最后却被经济警察处以20元的罚款。这两件事情本已不再有什么新鲜感了，只是由于我想到这些行为艺术的收场都与警察有关，所以才觉得它们非常有趣。　　关于行为艺术本身，就我有限的知识，至今尚未见到有人对这一术语作逻辑上的界定与阐释。但仿照艺术是自由的象征这个模式，也可以说，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它是一种比起一般艺术来说更加沉重的追求。具体而言，一般艺术家受到的只是各种艺术批评家的监督与制约，因为他们的艺术活动主要局限在心理想象中，而艺术批评家则承担了精神警察的职能；而行为艺术家则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希望把审美活动中的自由加以现实化，这怎么可能呢？也正因此它不仅难免和批评家制定的审美秩序相冲突，更为要命的是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现实秩序者的维持者相冲突。与前者相冲突最多不过是艺术家艺术生命遭到扼杀，而与后者相冲突则真是“不想活了”。因此行为艺术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危险的职业，它也正是行为艺术家存在的命运悲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正是由于在艺术王国中对精神警察的不堪忍受，才导致了行为艺术家的出走，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但是孰不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外边的警察手段更加厉害，他的法宝决不是批评家们的话语，而是比话语威力强百倍千倍的马棍和黑洞洞的枪口。如果说里面的警察还只是以话语权力来控制艺术家的心灵自由；那么外面的警察则是以手铐与监狱来对待艺术家的艺术行为。古人云“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在文人阵营已经四分五裂的今天，则可以说，最不自由的正是行为艺术家。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行为艺术并不始于今日，而且每一次收场都与国家机器或者警察的直接参与有关。其中有两个例子给我印象极深：一是中国的诗仙李白，他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就是借着酒兴使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简直是一幅精妙绝伦的行为艺术；但也因此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正是由于这件行为艺术，唐玄宗一眼就看出他“非廊庙器”的本质，事隔不久便被赐还山。当然李白这次还是比较有面子的。到了一心模仿太白的明清士子那里，其结局就远没有这样雅观了。正如《儒林外史》十八回讲到西湖名士游玩归来，比较小心的景兰江劝道：天已黑了，我们快些走吧。而支剑峰已是大醉，口发狂言，“何妨！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放心走！谁敢来！”一心要模仿一下锦衣夜行的李太白，正在手舞足蹈高兴，却碰上巡夜的，结果被“一条链子锁起来”，行为艺术就此打住。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卫艺术家丁乙1986年10月13 日下午，在上海南京西路，上海展览中心对面的广告牌下与两个伙伴搞了一次叫“布雕”的艺术活动。年轻的艺术家用20多米长的黄布从下往上把自己缠起来，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这时警察来了，行为艺术就此结束。具体情形书中未加以详细说明，但可以想象一定与西湖名士相差无几。　　历史的向前发展，并没有给人生提供自由的澄明之境；而今天的为种种先进设施武装起来的警察（包括精神的与国家机器的），却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发达。而且自由的生命之舞，即使能够躲过警察的眼光，在当代社会上也难免被当小丑去看。所以，《儒林外史》中的这个故事寓意深远，它表明的是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前者不可改变的失败与后者不可改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真不知道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行为艺术可谈；但是，假如真的没有前者自由的追求，那么人类与动物、与机器还有什么区别可言呢？但是，假如没有后者必然的胜利，即理性法则的胜利，那么人类又如何能够与自然界区别开而成为一种“城邦动物”呢？既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逻辑上讲就不可避免，那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两者之间变得不那么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正如人们常说的，“警察也是人”，作为人，他的一个本质规定就是“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他在某种范围内也可以从事一下审美活动，以使自身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异化形式相区别。可能性当然还是有的，于是我想到一则西方故事：一个偏激的人士在英国Hyde公园讲演，其大意是指责政府腐败，提议人们讨论一下是先烧白金汉宫，还是先烧议会大厦。因此堵塞了交通。这时交警不急不躁走来，很有风度地行礼后，说：请准备火烧白金汉宫的人排在右边；请准备火烧议会大厦的人排在左边。于是交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把这次集会看作是一次行为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这个英国警察不仅直接参与了，而且正是他艺术化的行为，使之达到高潮。有人说行为艺术是“检验法律弹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其实它也更是检验人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了这样充满弹性、刚柔相济的警察，而不是动不动就拘留、罚款、用链子锁人，那就绝不仅仅是行为艺术家这个群体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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