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某报负责书评的一位编辑的来信，他向我出了一个考题；钱钟书先生为什么要用那样深奥难懂 的古文，有时甚至是骈体文来写作？产生于四十年前的《谈艺录》尚且可说；到了七十年代，钱先生仍然用那种文笔著述《管 维编》，则使人费解了。

　　这问题，真把我考住了。能够做出正确完满问答的当然是这两部巨著的作者钱先生。然而，如果我们从他的文论著述 中加以追寻，似乎也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端倪。

　　愤怒出诗人。比愤怒更深沉更博大的感情，我认为是对祖国对人民遭逢百罹之命运的精诚的忧患意识。《谈艺录》序 言开宗明义，作者自谓这部书虽是“赏析之作，而实乃优患之书也。”抗日战争时，钱先生因病从湘西返上海，在沦陷的孤岛 ，没有工作，后来只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几个钟点的课，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的心境正如自述所说：“忧世伤生”（《围城 》序）。以评析古诗文之言论来舒发愤懑悒郁的感情。使用具有很强弹性的文言文比白话文更能表达忧愤之深广、多义和含蓄 。虽然写作时并未想到发表，只在友人中传看，但在日寇文网密布的恐怖中，文言文毕竟有一定的遮掩作用，给文字狱的制造 者制造一点困难。

　　明白以上原因，就不难猜想到成书于七十年代的《管锥编》为啥用文言文了。抗战才八年，而文革却是十年。“四人 帮”比起日寇来，文化专制主义更加内行，钱先生以更为深沉的忧愤埋首书斋，到上万种书籍中去开掘、寻觅，发现中外前人 在文化思想的创见，仅笔记就记了５麻袋。但是，学术文化思想，很难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截然分开。钱先生每拈出一处，必有 画龙点睛的精采发挥，而且外表似乎是距离政治很远的学术论述，其实是胸中褒贬皮里阳秋，寓强烈的思想性于艺术探求之中 ，骈散结合的高文古调尤为雅驯深沉。当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折磨致死时，《管锥编》中引元曲《 楚昭公》台词道：“闲时故把忠臣慢 ，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把忠臣干！”（第328页）钱先生还引谚语道：“太平本 是将军政，不使将军见太平！”（第339页）这些文字不是尖锐的政治语言人民呼声么？

　　钱先生用文言写作，除了客观时势压迫和主观忧患意识之外，还由于这两部巨著是精炼的短篇论文和读书札记的组合 体，所引典籍，全是古文，作者的阐发如果用白话文就会显得不甚协调。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钱先生在艺术技 巧上，的确是一位古文写作的大手笔。他的古文文采斐然，用典精当，构架恢宏，骈散协调，语言简约，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收丰富之情于文中，读来如饮醇酒，余香满口。读钱先生的家常体式的古文随笔，可以窥见一位卓尔不群好学深思幽默睿智的 磐磐大才的神韵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