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谋划明日电影战略布局_文化艺术_生活空间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文化艺术 >北京晚报 > 新闻报道

“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谋划明日电影战略布局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3日 17:35 北京晚报

　　上周，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与会者观看了12部完成于1999年的青年导演的新作，并就这些作品的得失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15年前，1985年，电影界曾经召开过一次“青年电影研讨会”，那一次的研讨对象是后来被称为“第五代 ”的最初几部作品。这次研讨会促进了作为新生的艺术运动的“第五代”电影的成长和进步；20年前，1979年，电影界也曾召开一次电影导演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电影走出“文革”阴影的步伐，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态、新面貌。

　　1999年的研讨会被认为是15年前和20年前两次研讨会的继续。人们也许有理由寄希望于这批年轻导演，希望他们成为开创新世纪中国电影新局面的中坚力量，承担起铸造中国电影未来的重任。

　　青年导演如是说：我们何去何从？

　　14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导演和编剧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们是王小帅、金琛、王全安、毛小睿、田曦、阿年、吴天戈、李虹、路学长、管虎、霍建起、王瑞、张扬和郭小橹。非常重要的两位年轻导演张园和施润玖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这批编导绝大多数出生于70年代而毕业于90年代，受过专业训练，一般都有3年至5年拍片历史，新一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有可能将在他们中间出现。

　　在会上，青年导演普遍讲到了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

　　李虹来自上海，她的新作《伴你高飞》获今年“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提名，她说这只是一次“命题作文”，导演的创作空间被限制得很小，“最初不允许改剧本，经过努力才有了一些自由的空间”。她呼吁不要过早地限定青年导演的类型，“各种类型我都喜欢”。

　　同样来自上海的吴天戈导演对此也有同感，“一直想拍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但最后还是个命题作文”，他说， “我们不仅面临着文化娱乐消费多元化的挑战，而且要承受第五代导演将观众赶出影院的恶果，重新建立电影消费机制”。他对目前被许多人看好的低成本影片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种方式能维持多久？不能总靠面子和情分来维持电影的生产”。他也表示希望拍摄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种状况在青年导演中显然非常普遍，上海的毛小睿抱怨，他拍摄的《真假英雄》这部影片，剧本也是厂里硬性分配的，此前，已有8位导演经历过这个本子。他担心如果不接这个剧本可能会失去一次拍片的机会。

　　在今年“金鸡奖”评选中因拍摄《网络时代的爱情》而荣获“导演处女作奖”的金琛则表示，他“并不喜欢这个处女作”，他认为，这部影片市场和艺术“两头不占”，由于在拍摄中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使得这部影片“离高品质的电影还有一些距离”。

　　像金琛一样，提高电影的品质几乎是所有青年导演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同时，他们也特别希望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发现和思考，表现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境遇。刚刚拍摄了一部表现军人生活的影片的导演田曦就表示：“尽管有人说我的电影意念性强，但我拍电影还是要推销自己的思想。”在实践中，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则总是碰壁，他们实际上很难摆脱体制、市场、资金以及自身对电影创作的限制。

　　专家如是说：失望与希望共存

　　看过今年这一批新片的电影界专家在谈到观感时，都用了譬如“振奋”、“惊讶”、“希望”、“力量”、“新鲜”等赞誉之词。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乐观地表示，青年导演的“全面接班已经实现，替换第五代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同行谢飞导演也称赞这一批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影片“更多是原创而非改编”，他们“善于真切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他们的影片显示出“年轻人的才气和非常好的影像感”。林洪桐教授也有相同感受，他表示，这些年轻导演“在电影观念上超过了我们，对电影影像的感觉也比我们好”。黄式宪教授则指出：“球已经踢到第六代脚下，但他们一直没有踢出高潮。”

　　黄教授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他也指出，第六代导演的生长环境确实很困难。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远婴把这种困难直接描述为“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这是第六代的生长环境不同于第五代之处。第五代导演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完全忽略观众和市场的，他们的目标只是艺术的自由表达以及如何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而新一代导演在走上影坛的时候，却不得不考虑和观众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黄教授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弹性关系，既不拒绝观众，也不迎合观众”。郑洞天导演则表示了更多担忧，他看到，这些青年导演在自我调整中“过早地走向‘把玩’和‘职业’，从而使影片丧失了对目标观众的冲击，和同代人的心灵沟通也很难建立可能的渠道”。上海广电局艺术处处长吕晓明看了管虎的新片后动情地问： “当年拍《头发乱了》的那个管虎到哪里去了？”他为此感到忧虑，从目前这批新作来看，一些青年导演在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在这里不同程度地消失了或者表现得不很明显了。韩小磊教授也明确表示，对有些青年导演的新作感到遗憾，他说，这些作品“满足了领导的意愿却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在创作方面，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了这些青年导演存在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们在剧作方面普遍较弱，在结构、人物塑造方面尚欠功力，主题的开掘和深化也还显得很不到位，而这些显然都和导演的文化素养以及生活积累有关。

　　但是，倪震教授在发言中提醒人们，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电影地图上正在发生的这种现象”，他说，“另有一些导演，如冯小刚、冯小宁、叶大鹰、张建亚，他们的作品既保存了主流的要求，又能向商业目标做较大的转变，很好地实现向市场化的跨越。”他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变。”困难在于如何解决“基本的作者立场和市场的矛盾”， “能不能放弃作者立场？放到什么程度？”每个人的回答可能会很不一样。而新影联宣发部经理高军对新一代导演倒比较乐观，他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第五代导演正走下坡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北京票房800万元，今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只有420万元，而《我的父亲母亲》则剩下了210万元。青年导演的票房也许目前还不尽人意，但“他们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爱情麻辣烫》在北京卖到310万元，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他认为，胡安的《西洋镜》、张扬的《洗澡》、张园的《回家过年》和路学长的《光天化日》都让人看好。

　　目前，对中国电影来说，绝对是个很好的时机。中国即将加入WTO，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希望。(记者解玺璋)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文化艺术 >北京晚报 > 新闻报道

网站简介 | 网站导航 | 广告服务 | 中文阅读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帮助信息


			“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谋划明日电影战略布局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3日 17:35 北京晚报　　上周，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与会者观看了12部完成于1999年的青年导演的新作，并就这些作品的得失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15年前，1985年，电影界曾经召开过一次“青年电影研讨会”，那一次的研讨对象是后来被称为“第五代 ”的最初几部作品。这次研讨会促进了作为新生的艺术运动的“第五代”电影的成长和进步；20年前，1979年，电影界也曾召开一次电影导演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电影走出“文革”阴影的步伐，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态、新面貌。　　1999年的研讨会被认为是15年前和20年前两次研讨会的继续。人们也许有理由寄希望于这批年轻导演，希望他们成为开创新世纪中国电影新局面的中坚力量，承担起铸造中国电影未来的重任。　　青年导演如是说：我们何去何从？　　14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导演和编剧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们是王小帅、金琛、王全安、毛小睿、田曦、阿年、吴天戈、李虹、路学长、管虎、霍建起、王瑞、张扬和郭小橹。非常重要的两位年轻导演张园和施润玖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这批编导绝大多数出生于70年代而毕业于90年代，受过专业训练，一般都有3年至5年拍片历史，新一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有可能将在他们中间出现。　　在会上，青年导演普遍讲到了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　　李虹来自上海，她的新作《伴你高飞》获今年“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提名，她说这只是一次“命题作文”，导演的创作空间被限制得很小，“最初不允许改剧本，经过努力才有了一些自由的空间”。她呼吁不要过早地限定青年导演的类型，“各种类型我都喜欢”。　　同样来自上海的吴天戈导演对此也有同感，“一直想拍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但最后还是个命题作文”，他说， “我们不仅面临着文化娱乐消费多元化的挑战，而且要承受第五代导演将观众赶出影院的恶果，重新建立电影消费机制”。他对目前被许多人看好的低成本影片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种方式能维持多久？不能总靠面子和情分来维持电影的生产”。他也表示希望拍摄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种状况在青年导演中显然非常普遍，上海的毛小睿抱怨，他拍摄的《真假英雄》这部影片，剧本也是厂里硬性分配的，此前，已有8位导演经历过这个本子。他担心如果不接这个剧本可能会失去一次拍片的机会。　　在今年“金鸡奖”评选中因拍摄《网络时代的爱情》而荣获“导演处女作奖”的金琛则表示，他“并不喜欢这个处女作”，他认为，这部影片市场和艺术“两头不占”，由于在拍摄中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使得这部影片“离高品质的电影还有一些距离”。　　像金琛一样，提高电影的品质几乎是所有青年导演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同时，他们也特别希望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发现和思考，表现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境遇。刚刚拍摄了一部表现军人生活的影片的导演田曦就表示：“尽管有人说我的电影意念性强，但我拍电影还是要推销自己的思想。”在实践中，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则总是碰壁，他们实际上很难摆脱体制、市场、资金以及自身对电影创作的限制。　　专家如是说：失望与希望共存　　看过今年这一批新片的电影界专家在谈到观感时，都用了譬如“振奋”、“惊讶”、“希望”、“力量”、“新鲜”等赞誉之词。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乐观地表示，青年导演的“全面接班已经实现，替换第五代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同行谢飞导演也称赞这一批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影片“更多是原创而非改编”，他们“善于真切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他们的影片显示出“年轻人的才气和非常好的影像感”。林洪桐教授也有相同感受，他表示，这些年轻导演“在电影观念上超过了我们，对电影影像的感觉也比我们好”。黄式宪教授则指出：“球已经踢到第六代脚下，但他们一直没有踢出高潮。” 　　黄教授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他也指出，第六代导演的生长环境确实很困难。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远婴把这种困难直接描述为“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这是第六代的生长环境不同于第五代之处。第五代导演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完全忽略观众和市场的，他们的目标只是艺术的自由表达以及如何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而新一代导演在走上影坛的时候，却不得不考虑和观众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黄教授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弹性关系，既不拒绝观众，也不迎合观众”。郑洞天导演则表示了更多担忧，他看到，这些青年导演在自我调整中“过早地走向‘把玩’和‘职业’，从而使影片丧失了对目标观众的冲击，和同代人的心灵沟通也很难建立可能的渠道”。上海广电局艺术处处长吕晓明看了管虎的新片后动情地问： “当年拍《头发乱了》的那个管虎到哪里去了？”他为此感到忧虑，从目前这批新作来看，一些青年导演在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在这里不同程度地消失了或者表现得不很明显了。韩小磊教授也明确表示，对有些青年导演的新作感到遗憾，他说，这些作品“满足了领导的意愿却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在创作方面，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了这些青年导演存在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们在剧作方面普遍较弱，在结构、人物塑造方面尚欠功力，主题的开掘和深化也还显得很不到位，而这些显然都和导演的文化素养以及生活积累有关。　　但是，倪震教授在发言中提醒人们，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电影地图上正在发生的这种现象”，他说，“另有一些导演，如冯小刚、冯小宁、叶大鹰、张建亚，他们的作品既保存了主流的要求，又能向商业目标做较大的转变，很好地实现向市场化的跨越。”他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变。”困难在于如何解决“基本的作者立场和市场的矛盾”， “能不能放弃作者立场？放到什么程度？”每个人的回答可能会很不一样。而新影联宣发部经理高军对新一代导演倒比较乐观，他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第五代导演正走下坡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北京票房800万元，今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只有420万元，而《我的父亲母亲》则剩下了210万元。青年导演的票房也许目前还不尽人意，但“他们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爱情麻辣烫》在北京卖到310万元，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他认为，胡安的《西洋镜》、张扬的《洗澡》、张园的《回家过年》和路学长的《光天化日》都让人看好。　　目前，对中国电影来说，绝对是个很好的时机。中国即将加入WTO，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希望。(记者解玺璋)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文化艺术 >北京晚报 > 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