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登上你的贼船_文化艺术_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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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登上你的贼船

王春瑜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1日 15:37 中华读书报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

　　不久前，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越剧名伶茅威涛演的《孔乙己》的片断，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她为了艺术，剃了光头（青丝委地，多可惜！），但无论怎样化装，也难以将这位漂亮小姐的扮相与黑瘦、潦倒、肮脏、可怜又可厌的孔乙己形象划上等号。不知她是怎样来念孔乙己的臭名昭著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辩护词的？需知，时下常有人事实上将孔乙己的辩护词奉为金科玉律，如果将孔乙己数茴香豆时的哼哼叽叽“多乎哉？不多也”改头换面，来形容此辈，肯定是“少乎哉？不少也”！

　　当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今天的孔乙己的后起之莠，当然不屑于偷一点纸张笔墨、书，换碗酒吃。不，他们为了名利，偷学者的文章，“长途贩运”，譬方说，将北京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偷到上海、湖北、新疆的报刊上发表，有的报刊发行量不大，作者不会看到，也就难以发现，何况咱大中国的报刊，又何其多也。即以不才而论。早在80年代初，就已开始被文坛扒手光顾。例如，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一文中，说“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按：傅山）所创也”。某些学者据此引申，认为山西票号是顾炎武始创的，旨在为抗清服务。我认为此说毫无根据，在刊于1979年冬《中国史研究》上的拙撰长篇学术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中，专门有一段，予以驳诘。但不久，有人在西北的某学术刊物上，著文论山西票号史，将我的这段论文，格抄不论，一字不漏，既未打引号，也未注明来源，这不是剽窃又是什么？过了些时候，上海一位文友来信告我，我辛辛苦苦研究后写成的考证文章、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上的《蒙汗药之谜》（按：不久前有人著文说《水浒》里的蒙汗药乃子虚乌有。这是无知妄说，古代确有蒙汗药，而且今天的黑社会仍在使用。）被人抄去，刊于一家科技类报纸，而且还被一家文摘报纸转载。我与单位某领导聊天时，说起此事，此公打哈哈说：“有稿费大家一起花花嘛！”还有一位文友似乎一脸的肃然起敬，对我说：“王兄真棒！文章发表，就有人抄，说明尊作学术质量高，社会影响大。您看我的文章，至今人家也瞧不上，没人抄。”正是在这种小环境舆论氛围的薰染下，我在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上说： “比起前辈史学大师，我觉得自己够没出息的了！现在居然有人抄袭我的论文，他们这样抬爱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说完这句话，忽然想到诗人公刘说过：“中国人倘没有一点阿Q精神，还能活下去吗？”不禁黯然神伤。

　　不过，此类抄袭行径，毕竟或数百字，或千字，像当年的孔乙己一样，属于小偷小摸，倘不欲雅训，径可斥之为鼠窃狗偷，如此而已；抄袭者也多半是孔乙己之类的无名小卒、阿猫阿狗，因此很少有原作者会与此类鼠辈计较，一笑置之而已。但曾几何时，歪风又变！其显著特征是：当年的孔乙己做梦都不会想到，功名利禄一样也不缺的博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居然与鼠为伍；由鼠窃狗偷而明火执杖，公然抢劫，将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著作据为己有，胆子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嚣张！

　　以前者而论，眼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媒体揭露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放，剽窃青年散文家伍立杨的文章，经人著文揭露后，他居然还著文辩解，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不识羞耻二字。需要指出的是，张放曾著文丑诋鲁迅。其实，他要是认真读一读《孔乙己》，当无地自容：孔乙己乃科举制下牺牲品，衣食无着，偷点东西变卖，聊以果腹。台端乃堂堂教授，丰衣足食，又何需出此下策乎！于此也不难看出，狂妄地要勾销鲁迅在新文学中的崇高地位者，究竟是何许人也。

　　以后者而论，笔者最近碰到的一例，也堪称典型。近日在书店翻书，看到由雒启坤、韩鹏杰主编、雒启坤点校的《永乐大典》精编（一）（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标价780元。时下《永乐大典》正是媒体、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立即将此书翻开。读了雒启坤的长达13页逾2万字的《绪言》前几段，顿时感到奇他爸的怪了！这些文字怎么如此面熟？干脆将《绪言》全文复印回家，考证一番，弄个水落石出。当然，这属于最简单的考证：从书架上抽出中华书局19 86年出版的该局老编辑张忱石先生著的《永乐大典史话》，将该书2万多字的正文部分，与雒启坤的《绪言》对照，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篇《绪言》，除了将张忱石文的开头，加上“我们”二字，删去张文的三个小标题和文末的一段话，狗尾续貂地加了四行字一小段（按：这一小段第一句“本书是六百年来《永乐大典》第一次排印出版。”不通之至。事实上，崇祯二年，徐光启建议开设历局，用西洋测法，崇祯皇帝即命刻《永乐大典》的《日食卷》行世，故时人称“今《永乐大典》刻本惟此。”见王世德：《崇祯遗录》。点校本刊于《明史资料丛刊》第五辑。）外，其余2万字全部将张文照抄一遍！作为编审，张忱石先生在出版界可谓“生姜还是老的辣”，但再“辣”也哪里会想到雒启坤剽窃他的著作，是这样心狠手辣！雒启坤名不见经传，好在我在学术界、新闻出版界朋友不少，很快便了解到，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雒三桂，头上还先后有过硕士、博士头衔的。提到博士，不禁想到唐代诗人李涉的一则掌故：据《唐诗纪事》记载，李涉路过皖口西的江村井栏砂（今安庆市附近）时，遇上绿林豪杰，问李涉是什么人，同行者代答谓：“李博士也。”盗魁便说：“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当即写诗一首：“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但是，不论是当年的李涉博士，还是那帮强盗，他们岂能想到，一千几百年后，堂堂的博士、教授，居然也干起文化领域的“绿林豪客”了！有的人还发了大财，买了洋房、轿车，成了暴发户。我认为，对此类暴发户，有司应当像对待生产伪劣产品坑人致富者一样，罚得他们倾家荡产，否则有朝一日，文苑真有可能发展到“世上如今半是君”了！

　　这里，我愿向文坛、学苑的大、小孔乙己及“绿林豪客”大喝一声：这一张旧船票，何必登上你的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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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登上你的贼船王春瑜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1日 15:37 中华读书报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　　不久前，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越剧名伶茅威涛演的《孔乙己》的片断，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她为了艺术，剃了光头（青丝委地，多可惜！），但无论怎样化装，也难以将这位漂亮小姐的扮相与黑瘦、潦倒、肮脏、可怜又可厌的孔乙己形象划上等号。不知她是怎样来念孔乙己的臭名昭著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辩护词的？需知，时下常有人事实上将孔乙己的辩护词奉为金科玉律，如果将孔乙己数茴香豆时的哼哼叽叽“多乎哉？不多也”改头换面，来形容此辈，肯定是“少乎哉？不少也”！　　当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今天的孔乙己的后起之莠，当然不屑于偷一点纸张笔墨、书，换碗酒吃。不，他们为了名利，偷学者的文章，“长途贩运”，譬方说，将北京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偷到上海、湖北、新疆的报刊上发表，有的报刊发行量不大，作者不会看到，也就难以发现，何况咱大中国的报刊，又何其多也。即以不才而论。早在80年代初，就已开始被文坛扒手光顾。例如，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一文中，说“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按：傅山）所创也”。某些学者据此引申，认为山西票号是顾炎武始创的，旨在为抗清服务。我认为此说毫无根据，在刊于1979年冬《中国史研究》上的拙撰长篇学术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中，专门有一段，予以驳诘。但不久，有人在西北的某学术刊物上，著文论山西票号史，将我的这段论文，格抄不论，一字不漏，既未打引号，也未注明来源，这不是剽窃又是什么？过了些时候，上海一位文友来信告我，我辛辛苦苦研究后写成的考证文章、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上的《蒙汗药之谜》（按：不久前有人著文说《水浒》里的蒙汗药乃子虚乌有。这是无知妄说，古代确有蒙汗药，而且今天的黑社会仍在使用。）被人抄去，刊于一家科技类报纸，而且还被一家文摘报纸转载。我与单位某领导聊天时，说起此事，此公打哈哈说：“有稿费大家一起花花嘛！”还有一位文友似乎一脸的肃然起敬，对我说：“王兄真棒！文章发表，就有人抄，说明尊作学术质量高，社会影响大。您看我的文章，至今人家也瞧不上，没人抄。”正是在这种小环境舆论氛围的薰染下，我在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上说： “比起前辈史学大师，我觉得自己够没出息的了！现在居然有人抄袭我的论文，他们这样抬爱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说完这句话，忽然想到诗人公刘说过：“中国人倘没有一点阿Q精神，还能活下去吗？”不禁黯然神伤。　　不过，此类抄袭行径，毕竟或数百字，或千字，像当年的孔乙己一样，属于小偷小摸，倘不欲雅训，径可斥之为鼠窃狗偷，如此而已；抄袭者也多半是孔乙己之类的无名小卒、阿猫阿狗，因此很少有原作者会与此类鼠辈计较，一笑置之而已。但曾几何时，歪风又变！其显著特征是：当年的孔乙己做梦都不会想到，功名利禄一样也不缺的博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居然与鼠为伍；由鼠窃狗偷而明火执杖，公然抢劫，将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著作据为己有，胆子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嚣张！　　以前者而论，眼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媒体揭露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放，剽窃青年散文家伍立杨的文章，经人著文揭露后，他居然还著文辩解，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不识羞耻二字。需要指出的是，张放曾著文丑诋鲁迅。其实，他要是认真读一读《孔乙己》，当无地自容：孔乙己乃科举制下牺牲品，衣食无着，偷点东西变卖，聊以果腹。台端乃堂堂教授，丰衣足食，又何需出此下策乎！于此也不难看出，狂妄地要勾销鲁迅在新文学中的崇高地位者，究竟是何许人也。　　以后者而论，笔者最近碰到的一例，也堪称典型。近日在书店翻书，看到由雒启坤、韩鹏杰主编、雒启坤点校的《永乐大典》精编（一）（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标价780元。时下《永乐大典》正是媒体、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立即将此书翻开。读了雒启坤的长达13页逾2万字的《绪言》前几段，顿时感到奇他爸的怪了！这些文字怎么如此面熟？干脆将《绪言》全文复印回家，考证一番，弄个水落石出。当然，这属于最简单的考证：从书架上抽出中华书局19 86年出版的该局老编辑张忱石先生著的《永乐大典史话》，将该书2万多字的正文部分，与雒启坤的《绪言》对照，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篇《绪言》，除了将张忱石文的开头，加上“我们”二字，删去张文的三个小标题和文末的一段话，狗尾续貂地加了四行字一小段（按：这一小段第一句“本书是六百年来《永乐大典》第一次排印出版。”不通之至。事实上，崇祯二年，徐光启建议开设历局，用西洋测法，崇祯皇帝即命刻《永乐大典》的《日食卷》行世，故时人称“今《永乐大典》刻本惟此。”见王世德：《崇祯遗录》。点校本刊于《明史资料丛刊》第五辑。）外，其余2万字全部将张文照抄一遍！作为编审，张忱石先生在出版界可谓“生姜还是老的辣”，但再“辣”也哪里会想到雒启坤剽窃他的著作，是这样心狠手辣！雒启坤名不见经传，好在我在学术界、新闻出版界朋友不少，很快便了解到，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雒三桂，头上还先后有过硕士、博士头衔的。提到博士，不禁想到唐代诗人李涉的一则掌故：据《唐诗纪事》记载，李涉路过皖口西的江村井栏砂（今安庆市附近）时，遇上绿林豪杰，问李涉是什么人，同行者代答谓：“李博士也。”盗魁便说：“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当即写诗一首：“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但是，不论是当年的李涉博士，还是那帮强盗，他们岂能想到，一千几百年后，堂堂的博士、教授，居然也干起文化领域的“绿林豪客”了！有的人还发了大财，买了洋房、轿车，成了暴发户。我认为，对此类暴发户，有司应当像对待生产伪劣产品坑人致富者一样，罚得他们倾家荡产，否则有朝一日，文苑真有可能发展到“世上如今半是君”了！　　这里，我愿向文坛、学苑的大、小孔乙己及“绿林豪客”大喝一声：这一张旧船票，何必登上你的贼船？！ <a href="http://adforce.imgis.com/?adlink\|2.0\|245\|68499\|1\|1\|GRP=2;loc=300;" target=_blank> <img src="http://adforce.imgis.com/?adserv\|2.0\|245\|68499\|1\|1\|GRP=2;loc=300;" border=0 width=468 height=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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