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史学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_文化艺术_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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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史学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戴念祖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2日 16:01 中华读书报

　　翻开中国音乐史，对于中国音乐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真是众说纷纭。

　　《山海经》上说，大禹的儿子、夏代最后的一个君主启曾三次去天上作客，并把天帝的音乐《九辩》、《九歌》偷下来自己享用，从此人间就有了音乐。是谁发明了十二律？《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用懈溪山谷里生长的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祖先几乎都给它们找到了发明者：笙是女娲发明的，埙是庖牺氏用土烧成的，鼙鼓是有垂创造的，磬是无句最先制作使用的...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音乐史上的重大问题，在神话传说和文献典籍记录下来的“音乐史”中，我们的祖先早有思考，并都有“完满”的解答。确确实实，在19世纪以前，人们始终把这样的神话传说看成是人类自己的信史。显然，它已不过是历史的影子。要了解人类尚未发明文字时代的音乐艺术活动，后人追记的神话传说不足为据。音乐考古就成了研究这一时期音乐历史的最主要的手段。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音乐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并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步步足迹。比如透过舞阳骨笛，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8000年以前就已经运用了七声音阶，它比古巴比伦乌尔王朝的乐器石雕要早20多个世纪。若据文献记载，则要到5000多年以后的战国时代，才有那位谋刺秦王的壮士荆轲用到五正声以外的“变徵之声”，突破了五声音阶的局限。

　　当人们用竹简、丝帛等材料记载历史的时候，特别是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后，文献典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文献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声波的艺术，时过境迁，声音不继，音乐即时消失。对音乐的文字描摹往往显得过于抽象。音乐，又是一种技艺性很高的艺术。犹有憾者，随着一个朝代的消亡，其时的音乐之声就再不复现，这既受当时音乐科技的限制(如录音设备全无)，又受乐谱记载的限制。而文字记载往往失真。不过音乐的文儒对音乐的误谈给后代的研究与复制带来极大的麻烦。如隋代初年，隋高祖采用了何妥的荒唐主张，确立只用黄钟一宫的制度。我们不能凭《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判定隋代的音乐只有黄钟一宫。因为即使是在隋高祖实行了只用黄钟一宫制度的当时，也曾有乐工在正式的宫廷雅乐中有意改奏蕤宾之宫的事例。更不用说在真正的音乐艺术活动中，只用黄钟一宫事实上不可能的。仅此而论，单靠文献来了解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是既困难而又危险的。

　　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真伪杂处、鲁鱼豕亥。今日的音乐史学家无论花费多大的精力去考释，去校雠、辨伪，难免有检点不周之处；再者，曾被当时文人记载下来的史实能有多少？其中能经历千百年人事沧桑、兵戎战火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又能有多少？不难设想，许多史实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如果没有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我们又怎能知道一部多么辉煌的先秦乐律学在汉代以后基本失传了？汉儒告诉我们的先秦乐律理论，与历史事实相比几乎是十不及一。优秀的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说过：“考古学如同望远镜扩大了天文学家的视野一样，扩大了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像显微镜为生物学家发现巨大的有机体外表隐藏着最微小的细胞生命一样，改变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和内容”。

　　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项浩大的基础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终于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是中国音乐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该项目为老一辈音乐家吕骥和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倡导，作为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音乐学家黄翔鹏、王子初为总编，汇集了全国数以百计的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方面专家指导或参与编撰工作，他们普查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博单位，对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物作了实地考察，测录了第一手形制数据及音响学资料，拍摄了数万张图片。经过十年艰辛，这一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的十卷本巨著才得以完成。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大量从前已知的和未知的音乐文物资料集中在一起，提供给音乐史学家，使他们跳出了旧有资料的局限。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世界。我们相信，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前进的铺路石，作攀登学术峰峦的阶梯，将会对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考古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值得指出，该书系虽题为“音乐文物”，实则乃包含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诸多画面，细心的读者会由此捡集到你“踏遍铁鞋无觅处”的文化珍宝。

　　一首古老的民歌可以千百年代代相传，其基本的曲调以及属于更高层次的音律结构、内在的调式调性、旋法风格等几乎可以一成不变。人类高级思维活动所创造出来的音乐艺术的这种惊人的稳定性，可使得其他有形有体的艺术品相形见绌。可以这样说，在人类历史学这座宏伟的学术殿堂的建设中，音乐考古学正在作出特殊贡献，这是一个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域。《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供中国音乐史学家研究参考的文物资料总集。目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已被批准为“九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作为其铺路基石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还将有更长时间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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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音乐史学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戴念祖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2日 16:01 中华读书报　　翻开中国音乐史，对于中国音乐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真是众说纷纭。　　《山海经》上说，大禹的儿子、夏代最后的一个君主启曾三次去天上作客，并把天帝的音乐《九辩》、《九歌》偷下来自己享用，从此人间就有了音乐。是谁发明了十二律？《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用懈溪山谷里生长的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祖先几乎都给它们找到了发明者：笙是女娲发明的，埙是庖牺氏用土烧成的，鼙鼓是有垂创造的，磬是无句最先制作使用的...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音乐史上的重大问题，在神话传说和文献典籍记录下来的“音乐史”中，我们的祖先早有思考，并都有“完满”的解答。确确实实，在19世纪以前，人们始终把这样的神话传说看成是人类自己的信史。显然，它已不过是历史的影子。要了解人类尚未发明文字时代的音乐艺术活动，后人追记的神话传说不足为据。音乐考古就成了研究这一时期音乐历史的最主要的手段。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音乐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并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步步足迹。比如透过舞阳骨笛，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8000年以前就已经运用了七声音阶，它比古巴比伦乌尔王朝的乐器石雕要早20多个世纪。若据文献记载，则要到5000多年以后的战国时代，才有那位谋刺秦王的壮士荆轲用到五正声以外的“变徵之声”，突破了五声音阶的局限。　　当人们用竹简、丝帛等材料记载历史的时候，特别是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后，文献典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文献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声波的艺术，时过境迁，声音不继，音乐即时消失。对音乐的文字描摹往往显得过于抽象。音乐，又是一种技艺性很高的艺术。犹有憾者，随着一个朝代的消亡，其时的音乐之声就再不复现，这既受当时音乐科技的限制(如录音设备全无)，又受乐谱记载的限制。而文字记载往往失真。不过音乐的文儒对音乐的误谈给后代的研究与复制带来极大的麻烦。如隋代初年，隋高祖采用了何妥的荒唐主张，确立只用黄钟一宫的制度。我们不能凭《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判定隋代的音乐只有黄钟一宫。因为即使是在隋高祖实行了只用黄钟一宫制度的当时，也曾有乐工在正式的宫廷雅乐中有意改奏蕤宾之宫的事例。更不用说在真正的音乐艺术活动中，只用黄钟一宫事实上不可能的。仅此而论，单靠文献来了解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是既困难而又危险的。　　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真伪杂处、鲁鱼豕亥。今日的音乐史学家无论花费多大的精力去考释，去校雠、辨伪，难免有检点不周之处；再者，曾被当时文人记载下来的史实能有多少？其中能经历千百年人事沧桑、兵戎战火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又能有多少？不难设想，许多史实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如果没有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我们又怎能知道一部多么辉煌的先秦乐律学在汉代以后基本失传了？汉儒告诉我们的先秦乐律理论，与历史事实相比几乎是十不及一。优秀的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说过：“考古学如同望远镜扩大了天文学家的视野一样，扩大了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像显微镜为生物学家发现巨大的有机体外表隐藏着最微小的细胞生命一样，改变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和内容”。　　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项浩大的基础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终于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是中国音乐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该项目为老一辈音乐家吕骥和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倡导，作为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音乐学家黄翔鹏、王子初为总编，汇集了全国数以百计的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方面专家指导或参与编撰工作，他们普查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博单位，对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物作了实地考察，测录了第一手形制数据及音响学资料，拍摄了数万张图片。经过十年艰辛，这一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的十卷本巨著才得以完成。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大量从前已知的和未知的音乐文物资料集中在一起，提供给音乐史学家，使他们跳出了旧有资料的局限。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世界。我们相信，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前进的铺路石，作攀登学术峰峦的阶梯，将会对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考古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值得指出，该书系虽题为“音乐文物”，实则乃包含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诸多画面，细心的读者会由此捡集到你“踏遍铁鞋无觅处”的文化珍宝。　　一首古老的民歌可以千百年代代相传，其基本的曲调以及属于更高层次的音律结构、内在的调式调性、旋法风格等几乎可以一成不变。人类高级思维活动所创造出来的音乐艺术的这种惊人的稳定性，可使得其他有形有体的艺术品相形见绌。可以这样说，在人类历史学这座宏伟的学术殿堂的建设中，音乐考古学正在作出特殊贡献，这是一个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域。《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供中国音乐史学家研究参考的文物资料总集。目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已被批准为“九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作为其铺路基石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还将有更长时间的艰辛历程。 <a href="http://adforce.imgis.com/?adlink\|2.0\|245\|68499\|1\|1\|GRP=2;loc=300;" target=_blank> <img src="http://adforce.imgis.com/?adserv\|2.0\|245\|68499\|1\|1\|GRP=2;loc=300;" border=0 width=468 height=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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