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结婚第七年的那年冬天，京城流行病毒性感冒，到处都能见到鼻音浓重、蔫头耷脑的感冒患者。病毒没有侵害到我的身体，却成功地击中了我的婚姻。我以为它会一病不起，一个新兴的家庭就此解体，谁知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

　　那天，当我赶到街道办事处门口时，她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以往总是我等她，今天却是她等我，而且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刻钟。我发现她的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胜利的微笑。

　　“进去吧。”她像礼仪小姐那样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地招呼我，然后首先迈进了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大门里面是一个十分整洁的小院，一位老人正在摆放车棚里的自行车。她走过去，问老人家离婚在哪儿办。老人先是一愣，然后朝东南角的一间房子指了指。她道谢，朝那间房子走去。

　　屋子里有两张办公桌，面对面地坐着两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问明来意后，一位手里拿着《心有千千结》的长脸女人说：“回去拉个财产清单，怎么分配，孩子归谁，谈好后从单位开个证明信再来。”说完又埋头读起小说来。我偷眼看她，她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有一大篇洋洋洒洒的演讲闷在肚子里了，脸上的表情很是遗憾。我不由地替她惋惜———那一篇演讲倘能出台，一定十分精彩。

　　走出街道办事处，满街都是匆匆忙忙的行人，一辆拖拉机冒着黑烟，惊天动地地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了。天空很晴朗，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一点都不像要出事的样子。我低头走着。她忽然说：“像你这样的男人遍地都是。”我一惊：“遍地都是？”“遍地都是！”她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怒，就像翻身农奴面对农奴主时的那种神情。“在外面灰溜溜一天到晚做贼似的，上面动动嘴儿，你就跑断腿儿，大气不敢出一声。怎么着，回到家你倒养尊处优做起爷来了。”她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已引起了行人的注意。我忽然心生一计，紧走几步，和她拉开一段距离。这样，一则可以耳根清静，二则不明真相的人会把她当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但距离刚刚拉开，她便连跑带颠地跟了上来，恶毒攻击我的为人，说我是点头虫、应声虫、可怜虫，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虫子弄得我毛骨悚然。我回头愤愤地说：“去单位开证明信吧，明天再来。”

　　她居高临下地冷笑两声，很有分量地甩出四个字：“等着瞧吧！”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到我前面去了。

　　回到办公室，我照例喝茶看报，照样做点头虫、应声虫。快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竟然是她。她问我证明信开了没有，我说：“等着瞧吧。”斩钉截铁。电话那边半天没有动静。我正要挂上，里面传来软绵绵的三个字：“我没开。”接着我听到女儿的叫喊声，她又说：“你快点回来吧，孩子发烧了。”

　　骑车回家，在胡同口碰见一位街坊。她神色紧张地对我说：“你家怎么啦？你爱人带孩子坐在门口哭呢。”

　　我作惊讶状：“是吗？”然后风风火火地钻进了胡同。(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