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李建平

　　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师院附中，不必再离家住校了。在这以后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但当时我并没有能体会到这些，仍然是早早去学校，放学以后玩够了排球，天都快黑了才回家吃饭，总是吃现成饭。我们几兄妹好象是天经地义地吃现成饭，从未能主动帮妈妈干活。妈妈每天天未亮就起床煮早饭，然后挎上大菜筐去菜市买菜。妈从未买过私人的、新鲜的时菜，总是买公家的堆菜──这种菜便宜。然后又赶回来叫我们起床，她自己还得去上班，中午回来后又要做菜，天天如此。

　　转眼间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课也不上了，整天闹革命。后来又大串联。冬天，力明哥和建平都去学红军步行串联，家中只有爸妈和我、小弟建红。这时爸爸已是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落水狗，而妈妈还是街主任，事情仍是多而麻烦。我参加的红旗红卫兵组织在当时是少数派，回到家中，倍受隔壁的白眼。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66年12月31日。在一片革命造反有理声中，我所在的派别属保皇派，整个组织内部弥漫着一股悲观失败的气氛。晚饭后，我象平常那样又来到师院总部院体育馆里，和几个同学在坐自行车玩。九时左右，物理系的一个大学生来告诉我：“你家中来电话，叫你赶快回去。”我想不出家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连忙赶回家。一进门，爸就说：“快去找你妈，刚才来了十多个学生，把你妈带走了。不知带到哪里去了。”爸说着，声音就变了，再往下说就会哭出声。我只觉得头脑里哄的一崐声，顿时盲然不知所措，什么也说不出来。好大一会我才清醒过来，必须马上将妈妈找到！我劝爸说：我去找。说完转身就走。这时天黑沉沉的，寒风呼呼呼刮着，我想不出妈在哪儿，只是身不由己的向师院体育馆跑去。一进体育馆，就见到梁(事隔多年，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梁，眼很大，长得还可以，他一直对我很好，但当时我只17岁，年纪轻，很单纯，根本没想到谈恋爱)，梁焦急地问“你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我带着哭腔告诉他：我妈被中文系的好多人强行带走了。现不知在哪。梁安慰我说：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我们大家去帮你找。当时在体育馆中玩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穆中桂、陈红，还有几位大学生。他们都很热心，马上各自骑着自行车到各系的老多总部看有什么动静，而我却心乱如麻，独自坐在体育馆里，回想着妈妈的种种。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爸和哥哥连累了妈。文革开始时，爸出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表示坚决拥护文革，拥护工作组、区党委，这大字报我还帮他抄了好几份。我和力明哥又站在了少数派一边。多数派的学生恨我们恨得牙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当时武斗风还未吹到桂林，而妈是多年的街主席，她为人正直，积极，在工作中肯定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我们宿舍的一位老师，有一次，政府号崐召要节约用电，不要用大电灯，而她还是用了大灯。妈劝说无效后，就去拉她家的闸。这样一来，不就又得罪了她吗？她嘴上不说，心中却在骂妈多管闲事，现在天下大乱，过去妈得罪的人乘机报复，将妈抓了起来，也不知要干什么，妈是自治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今天下午刚从兴安回来，怎么这么不幸，刚到家就被人抓走了。妈，你如今在哪儿？一直到12时，外出的同学们纷纷回来了，都说不知在哪儿。梁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你先回去睡觉吧，有事我们会通知你的。我想这时爸在家肯定也睡不着觉，在等我的消息的。我对他们说，好，我先回去。一有事请马上告诉我。

　　我回到家，爸爸和建红都还未睡，但见我的脸色不好，也不敢多问，爸不断地自言自语说：“这些学生我教过，平时对我还好……”似乎是在希望学生们看在他平时的面子而不要对妈施加什么暴力。

　　我感到很疲倦，躺在床上却又睡不好，似醒非醒，妈的面孔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升上高中之后，不再住校了，回家的时间多了却仍然没有帮妈干家务，平时早上起床就去学校，一直到吃饭时间才回家。星期天睡懒觉，然后就看书作功课，每当妈叫我们干些什么活时，我们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在看书！似乎看书是天下最重要之事。当然，在这后面是爸的撑腰。表面上看来，爸对妈十分尊重，说话写东西都要带上妈，而实际上爸的重男轻女，重学问轻劳动的思想是十分严重的。爸不断地给我们说著书立说的重要性，而对于我们来说升大学则是唯一的出路，至少是在我的脑海里，升学读书这是我一生中必定要走的唯一的路，而对于妈的实际的辛劳：每天繁重的家务劳动，经济上的精打细算，工作上的一丝不苟，积极热心，不分内外，我们都是很少过问。有时妈去听报告，自己记不下来，散会后借回别人崐的记录叫我帮忙，这时我的态度总是很不耐烦，总认为妈是多此一举，给我增添麻烦。回想起来，我如今心痛如绞。妈妈，我是那么不孝。直到如今，我一回想起当时的心情，眼泪就会涌出来。妈妈你现在在哪儿啊？后来妈说他们那晚把她关在外语系食堂的保管室里。难怪我们找不到她。

　　模模糊糊地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我骑上自行车，连忙往师院体育馆奔去。不料，在后门口给堵住了不让进，说是红卫兵召开斗争资产阶级黑司令誓师大会。无法，我只好转身向大街走去。想从大门进。结果，大门口也进不去。师院多数派红卫兵和市里的工人造反队聚集在师院大门口内的大操场上开会。我无心关心他们的会，也决没想到妈的失踪与他们的会有关。我转过身想了想，又骑车满街毫无目的的走去。大约十时左右，我回到家里，刚坐下不久，附中的几位同学来了，对我说：你怎么又在这里，你妈被他们拉去游街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胸中好似被人狠狠一击，连忙问他们：真的吗？他们说真的，你快去看吧。我连忙跑下楼，爸追出来问：“你去干吗？”我说：“去找妈！”几位同学陪着我冲进了师院，这时他们的大会已结束，游行已开始了。我没有看到妈妈，他们的车子已经开出去了。崐那天真是奇怪，我骑着自行车去追游行队伍，因街道堵住了，车辆不能过，我绕小道穿巷子。追了一天，也没有看到游车，沿途只看到游行的人。直到下午，游行完了，我还是没有找到妈。我回到体育馆，伙伴们好心地告诉我：共有4车，共十七人。我很想大哭一场，却哭不出来，想到妈一生自参加工作以来，那么积极，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个下场，叫人心酸，叫人心痛。妈妈你在哪儿呢？我突然想到，游完街了，妈一定已回到家了。

　　我不顾他们又在七嘴八舌说些什么，跑出去骑上车子向家跑，进了家口一看，还是爸一个人在家，而且家门口大树上还多挂了一个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曾仁杰”(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们宿舍的小孩李建一他们挂的。妈后来对他们家还一点也不记仇)。我呆了，想不出妈现在会到哪儿去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了，爸不能出面，建红太小，家里只有靠我了。我硬着头皮到红卫兵总部去打听妈的下落。我到那儿时，人很多很乱，我也不知该问谁。当时我在师院也算小有名气。这时有一个人对我说“你这个铁杆老保跑到这里干什么？”我连忙问：“早上游街的人在哪儿？”那人冷笑一声说：“找他们！上监狱去找吧。”说完不理我走了。我站在那儿呆住了，也没听见别的人是如何讥讽我的，只听见一片“监狱监狱……”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离开那该死的红卫兵总部，我不想回家，怕爸爸问七问八，我一个人回到体育馆，刚到门口，又不想进去，我不愿见那些同学，我自己走到一个房子旁坐下来。独自在想，却也想不出什么东西，脑海中翻来复去就是监狱、牢房、坐牢、犯人。越想越觉得妈妈冤枉。我禁不住哭了起来。这一整天我都没吃东西了，也没想吃，没感到饿。我坐在那墙脚边哭了一场后，感到好过一点了。觉得不管妈是不是真的在监狱中，也该去问一问。但监狱在那个方向我也不知道，而且此刻已是6点多了，天已快黑了。我想：公安局是管监狱的，先去公安局试试看。

　　我找到公安局走进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三个中年男同志，我不知如何开口。这时他们其中一位问：“有什么事？”语气不太和气。我想了一下该怎么说，才开口问他们：“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今天红卫兵游街的人现在在哪儿？”他们互相看了一下后问我，“你找谁？”我说“曾仁杰，她是我母亲。”他们听说是找曾仁杰，马上就回答说：哦，是找曾仁杰，她在这儿。我一听连忙说：我妈没干坏事，放了她吧。他们说“不行啊，是红卫兵送来叫我们代管，我们是无权放的。不过你放心，曾仁杰是治安积极分子，我们会给她被子的，象李文钊这个大右派我们就不管他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见我哭了，劝道：莫伤心，连徐为楷都被送来了，我们不会对他们怎样的，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们再通知你。我问道“我能不能见见妈妈？”他们说：她不在这里，她在看守所。在绢纺厂附近。明天你可以去看看，送点东西去。我得到这个准确消息回到家里，告诉了爸爸，爸爸也很伤心，叫我明天送点东西给妈妈。我永远忘不了那三个公安同志，他们在那个时候还记得妈是个积极分子，安慰了我。可惜我已忘记他们的模样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妈妈从兴安买回的猪肉红烧了一口盅。又去买了二斤苹果，带上好的大衣，去探监了。过了南溪山转进一条新开的公路，这条路行人很少，两旁是大山，有一个很陡的坡。一路上，泪水不断地涌出来，快到监狱时，我停了下来，把眼泪擦干，把手臂上的红旗红卫兵袖章取了下来，就是从那时起，我厌倦了派性斗争，不再积极参加文革中的一切运动了，从此当逍遥派了。我得出了结论，就是由于我们太积极参加运动，我在运动初期写出不少杂文讥讽多数派红卫兵，而使妈受到如此的待遇。

　　进了监狱，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红卫兵送人来时说过，没有他们总部的批条，不许接见任何人，但吃的东西可以送。我一听，全身冷透心。我想说几句好话求求他。可一看见他那双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里的一种卑视的眼光，我把话吞进了肚里，将水果和一口盅肉交给了那个小战士，衣服只好带回家中。一路上，想起妈妈落在这些不知好歹的小兵手中，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妈真冤枉。

　　回到家，和爸商量了一下，就去找到妈的同事、朋友李主任(街道副主任)把妈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说曾主任游街之事我们都知道是有人搞报复。我们一定想办法反映上去，让曾主任早点放回来。但现在乱得很，不知公安局还有人管事否。反正我与曾主任共事多年，知道她决不会叫四类分子出来打学生的。

　　原来，妈被抓的主要借口是：师院有个工人的老婆(阳伯娘)写了一张大字报，(叫中文系蒙　　老师的老婆曹某代笔)说是在8月份文革初期外语系学生分两派辩论时，妈叫四类分子出来捣乱企图打学生。因此，师院学生就抓了妈来游街。其实，这是诬告，疯狗乱咬人。首先是：学生辩论时，决没有人被打。没有任何人学生被打。妈当时只是劝两边的人都不要吵了，回去睡觉吧(这也是妈多年积极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习惯)。当时已经深夜12时多了，学生们(有一部分市民在围观)还在辩论，我家紧靠着教学大楼，听得清清楚楚。妈出于好心，下楼去劝两方别争了，大家都回去吧。不久两边就散了，都回去睡了。也没听说有人打架之事。不料几个月后，出现了这样一张大字报，当时我们还觉得好笑，岂不知这是别人早就策划好了的，没几天就将妈给抓走了。同时又抓了一个居民，姓张，约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据他们说这就是妈叫出来的四类分子，叫她打人。其实这个张同志身患严重的风湿腿病，很久不出门了的。这是左邻右舍的人都清楚的，而且人家也不是什么四类分子。这个年代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时代，我们平民百姓的命不知是掌握在何人手里。

　　我们三人在非常痛苦、焦急的心情中渡过了第二天。3日下午忽然有一个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来找我。我并不认识她。她说：“你是曾主任的女儿？”“是的，有什么事？”她马上说：“我妈跟你妈现在一起，妈妈他们已搬到牯牛山下新建的监狱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她们。我今天去公安局，他们告诉我，说她俩和刘竹溪的女儿三个人搬到枯牛山了，可以去看她们。”我回答她：“好，明天一早就去。”

　　我感到自己太无能了。去探监未见到妈后，没有再去公安局打听，却听任自然。另一方面又很感激张家姑娘能来告诉我。她说：我妈的命运是和你妈连在一块的，以后我们应该相互多联系，有什么事、情况变化就相互转告。她留下她家的地址后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买了糖果、点心、水果一大包，和小张一起去牯牛山。到了那儿，发现门口值班的解放军并不像上次那个那么可恶。他告诉我们，妈妈就住在值班人员办公、值班这排房子里。我们发现妈妈并未住进监狱里，心中十分高兴。见到妈妈，看到她精神还好，也没有穿犯人的衣服，能在大院子里自由活动。他们三人自己可以开伙做饭，只是不能出大门口。他们在那里和公安局的人一样住两间套房。妈见我又买了这么多东西，说：“你太浪费了，买这么多零食来干什么。”我问妈妈那天我去看你，不给见，我送了点肉，你吃了吗？妈说在那边是住在牢里，很冷，饭又硬，只有一点萝卜干，多亏你送了点肉来，可惜是冷的。妈不肯告诉我在牢房的事，只是说和其他犯人住在一起。现在好了，我们三个人每天叫警察帮我们带菜回来自己煮。你以后来不要再买这些东西来，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妈一生俭朴，的确很少吃零食。妈还告诉我可以把爸和建红带来。这时，刘竹溪的女儿请我帮她带信回去。她父亲是市委副书记，不能随便来看她。她叫我将她的近况带给她的家人。

　　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去看妈妈，爸和建红有时也去。妈她们三人生活得还好。都是蒙冤受屈之人，虽然在牯牛山大院内能与保卫人员一块谈天打扑克下棋(妈只会打牌)，内心总还是感到很痛苦的。几天后，李桂珍(街道副主任)来到我家对我们说：他们去了南宁，向区党委群众接待站、区公安厅汇报了有关妈的情况，他们答应帮助了解解决。这就是近期来的一个好消息了。但如今天下大乱，有谁的话能真正相信呢？

　　我见妈的情况较稳定了，觉得老留在桂林天天向牯牛山跑不好玩，就想跟别人去步行串连。我到妈妈那儿对妈讲了，妈说：“我没关系，没有什么事了的，你去嘛。”(多么伟大的母亲，妈是那样的无私，身处那么的境地，还一心想着儿女。)爸、建红也不反对，我就跟外语系的几个学生去玉林、湛江了。

　　等我回到桂林，已过了春节。这时妈还没回来。只见家门口贴了一付白联，上联是“桂林山水无人呷”，下联记不清了，反正是讥讽妈如今被关押。这是力明哥班上的同学的“杰作”。

　　爸和建红对我说：春节他们俩是去跟妈一块过的。妈一生做饭煮菜伺候爸，爸连饭都不会煮，春节只好到枯牛山去跟妈过。

　　第二天，我去看妈。妈说听公安局的同志说，现红卫兵忙着夺权，不再过问她们了，局里的同志想让妈她们回家了。又过了几天，妈回来了。我们家里充满了又崐悲伤又高兴的气氛。回来后，我又去了一次牯牛山，要公安局的同志证明妈是清白崐无辜的，但被婉言拒绝了。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抓她，也没说她是坏人，怎能出证明平反？”就这样，妈被莫明其妙地关了近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