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晓蓉

　　在儿时众多的玩伴中，他是令我最先产生异样感觉的一位。他叫彦子，我小学同学兼同桌。

　　读小学时，我因从小受教语文的父亲的熏陶，唐诗宋词装了一肚子，自然深受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器重，时常监督同学背书，领读课文什么的，充充小老师。我是班长，他是副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

　　现在想来，只觉得他长得蛮乖，浓眉大眼，五官相当精致，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却颇腼腆。记忆中，我根本想不起跟他说过的话，哪怕是一句。因为那时候，男孩和女孩从不讲话，并且将“三八线”从天花板一直划到地下，绝对维护自己的领地，不允许越雷池半步，但这并不表示就漠视他的存在，我常常在教室里大声说笑，却从不正面跟他说话，但我知道他一定也在注意着我。

　　小时候的我任性刁蛮，处处占强，论学习成绩，我比他略胜一筹，总是我第一，他第二。他对我倒是蛮宽容、忍让的，这一点，我能感觉得到。每逢夏天，学校规定必须在教室里面睡午觉，由老师在外面守着。按规定两人轮流睡，一人睡桌上，一人睡板凳，我可不管，先下手为强。每天放学后，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回家吃饭，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学校，抢占桌面，倒头便睡，才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有一次，我新买的卷笔刀丢了。我问彦子是不是他拿了，他说不知道。我不信，也不管教室里人多，提起他的书包往地下一抖，书包里的东西全撒在地下，他只是说，你看，真的没有。一边收拾书包，一边还趴在桌子下面帮我找。现在想来，我真的好无赖啊。

　　升到初中后，我和他同级不同班，更加没有机会说话，人也大了，不好意思再疯疯闹闹了，见面总有些心虚。读高中时，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平时住校，见面的机会更少一些了。他父母跟我父母相熟，经常到我家来，每次我总是躲在房里不出来。记得那次照身份证照片，妈妈陪着我，看见他也在，妈妈笑着对我说：“看，彦子，你的同学。”我的脸红了，我看见他神色慌张地把脸扭过去，假装不认识似的，其实彼此的心思都很明白。

　　17岁的元旦，我第一次收到了他写给我的信，信纸很用心地折成一只纸鹤，还夹着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很英俊、很挺拔的男孩子，穿着深蓝色的齐整的学生制服，站在学校开满小黄菊的花圃里，冲着我羞涩地笑，他写道：“晓蓉，在今夜满天的繁星中，请你用心去寻找，其中最亮的两颗，一颗是你，一颗是我。”我心里有一种轻轻的感动，这一切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以他这样一个从不多说一句话的男孩，作出这种羞怯的却又是勇敢的暗示真的不容易。而那时的我，却固执地认为，我们之间已经很美丽了，“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

　　经过那黑色的7月，我听到了他落榜的消息。我考得也不理想，只是上了一所省属中专，虽然如此，好歹也算跳了“农门”，按我妈的说法，不至于像我众多的小学、初中的女同学一样“落人俗套”早早嫁人，成为一名村妇。我也就收起雄心壮志，打道省城，安心地混了两年，然后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很少回家。

　　后来听说他坚决不听他父母的安排去复读考学，而是怀揣两万元钱去闯了海南。真不知道那么腼腆内向的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每当听到别人在我面前无意识地谈起他，我的心就很难平静。在他落榜后的那个暑假，我曾经很想跨过马路去他家看看，又怕别人看破我的心思，总是不敢，只是开了后面的窗子，久久地看着他的家，期盼着他能在阳台上出现，可我们始终没有见面。

　　他这一走就再无消息，他家急傻了，花重金请人去找，听说在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件血衣。在1992年海南那片狂热的土地上，被金钱冲晕了头的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十有八九可能被人谋财害了命。这一件小小的无头血案很快便为经济的泡沫所湮没。可怜他的父母，一夜之间，白发陡生。

　　每当我回到老家，站在我们常常擦肩而过的石板桥上，想起那封信，那张照片，想起我们儿时发生的种种小事，我就想，彦子，那个腼腆羞涩的男孩，那个曾用心宽容过我，那个一直默默注视着我的男孩，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但那种“爱”的感觉却真的伴随着无邪的童年、纯真的少年，像门前那条安静的小河，虽不曾扬起什么惊人的波澜，但那股缓缓的潜流却一直流到了人的心里，不再需要任何言辞来表达。

　　彦子，你的心思我真的懂得，从来就懂，只是此生再也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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