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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娱乐“冰点”：实验话剧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1月15日 11:09 长江日报

　　现在，戏剧的关注群正在越缩越小，话剧更成为文化娱乐的“冰点”。但是在北京一条狭小胡同的小剧场里创造了一个所有话剧演出制作人梦寐以求的奇迹：自夏季至今，一场话剧连演40场，场场爆满，而且观众大都是年轻人———也就是最有消费潜力和发展潜力的人群。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种叫“实验话剧”的东西，创造这个东西的是一个叫“孟京辉”的人。

　　创造了奇迹的的话剧有一个怪怪的名字：《恋爱的犀牛》。

　　“实验”的感觉在《恋爱的犀牛》开场以前就开始弥漫。演出铃响后，导演孟京辉幽灵般地闪出台口，手里捧着一张纸不紧不慢地开始念《观看演出须知》。这是一份很坦诚很朴实的“须知”，它诚恳地感谢每一位到场的观众，详细地告诉你这部话剧的精确演出时间，最后说：“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请您现在就关掉您的手机、BB机。”谁知，这句话被孟京辉慢悠悠地念了十四五遍，一字不差，仔仔细细，从头至尾是同样的语速和语调，最后场内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孟京辉就这样其乐融融地关掉了所有人的手机、BB机。

　　不厌其烦的执着和不动声色的幽默几乎是孟京辉“实验戏剧”的精髓。

　　80年代末，国内一些人开始实践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当时话剧界另一位十分有创意的人物牟森提出“新戏剧”的叫法，而孟京辉认为“实验”是这种戏剧形式的精髓，是它真正的品格，因此他便在各种场合大谈“实验戏剧”的概念。最终， “实验戏剧”这个词终于被大家慢慢接受，成了一个先锋、前卫的概念，也成了日后孟京辉从事话剧实践的标志。

　　从无人喝彩到掌声响起来

　　开始接触戏剧时，孟京辉还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师院学习毕业后，孟京辉当了语文老师，一干就是两年，两年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

　　刚开始做实验话剧的时候，孟京辉更多地追求戏剧创作和表现形式上个性化的东西，那时的几部戏《送菜升降机》、《秃头歌女》等均具有强烈的叛逆味道，很学生化。他摒弃所有传统，比如不让演员排练，演出时取消演员谢幕……在《秃头歌女》中他甚至在演员表演过程中突然“定格”，停顿长达3分钟，结果观众不但没有掌声，反而以为演出结束了全部起身退场。

　　“以前我做的更狠一点儿，和观众对立的东西比较多。我希望我的方式和观众的审美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想追求人们没听过、没见过的各种表现手法，可后来发现那只是用别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现在我已经学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和观众作更恰当的交流。”

　　由于与观众的审美习惯有较大反差，孟京辉在1991年排演的《等待戈多》和1993年上演的《思凡》中，开始尝试与观众更为合理的沟通。《思凡》是孟京辉1992年成立“穿帮剧团”后的第一部戏，此剧从1993年到1998年共演出了100多场，都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应该说，从《等待戈多》开始，我的戏没有赔过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观众将近3万人，《恋爱的犀牛》观众也将近2万人，观众看我的戏能获得很强烈的感受，就说明他看懂了，说明我的戏剧属于人民，不然就只是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东西。”

　　实验话剧将走“人民戏剧”的路

　　1998年，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北京上演，从这时开始，孟京辉提出并开始尝试“人民戏剧”的概念。

　　“人民和时代联系在一起，可以赋予很多新的含义。实验戏剧本身是具有个性和鲜明的社会时代感的，我的戏从观众看不懂到现在有人看，而且观众中最多的还是年轻人，这说明这种戏得到了人民。过去我曾经一味地与观众对立，而实际在意识上，我们搞的东西是反传统的，传统的东西越强大，我们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大。后来，我们另辟蹊径，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人民的艺术。没准哪一天，‘实验戏剧’会成为主流戏剧，而传统的会沦为边缘。所以观众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共同进步，这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才有希望。”

　　孟京辉希望将他的理念用一种别人能看懂的、看似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他在“实验戏剧”上的尝试，是坚忍甚至是痛苦的。他每次排演戏剧的过程都不像他的戏剧看上去那么轻松，“有时你会有100个理由可以放弃作戏剧，有社会的理由、人性的理由，这时候你只能和它说不。在很多诱惑或者是挫折面前，坚持很重要。”

　　“我生活没什么原则”

　　坚忍几乎可以说是孟京辉个性中的亮点，他做事常常看似麻木不仁、漫不经心，然而他总会在不厌其烦中渐渐地接近着自己的理想。在多年的戏剧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听取观众的意见。在他戏剧演出的节目单上，常常留有一张“观众调查表” ，以便详细地了解观众对他戏剧的意见。在《恋爱的犀牛》上演时，每场演出结束后，他还与几位主创人员整齐地坐在台上，听取观众的意见，回答观众的问题。在该剧40场的公演中，有37场用这种方式与观众进行了交流。孟京辉说：“我希望我的戏剧带给人们一种勇气，一种生活的勇气，笑的勇气。”

　　看过孟京辉戏剧的人，总会对其中充满睿智的台词、意想不到的舞台道具或者演员出乎意料的表演留下深刻的印象，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说话滔滔不绝、爱出风头的艺术青年。可实际上孟京辉谈起他的私人生活往往寥寥数语：“平时喜欢看看书，和朋友聊聊天，酒不能喝，一喝就晕，烟晚上12时以后没准抽两根。电视我不太喜欢，电影喜欢一些有尊严的东西。我生活没什么原则，不激烈……”

　　孟京辉的实验戏剧档案

　　《等待戈多》（1991年）：涉及平等和人类生存的无奈。

　　《思凡》（1993年）：通过尼姑与和尚间的情感、交流，体现青年向往美好、自由的愿望，对人性解放等话题作出探讨。

　　《阳台》（1993年）：人对自身角色和别人角色扮演和互相扮演的一种兴趣。

　　《我爱XXX》（1994年）：用强烈的话语权利找到我们这代人拥有的世界。

　　《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1995年）：表现一种个人和社会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阿Q同志》（1995年）：揭示知识分子中的卑鄙和追求。

　　《爱情蚂蚁》（1997年）：带歌唱的一部音乐性质的小戏。

　　《坏话一条街》（1998年）：关于语言的一部戏，语言被消解、被构成的一个过程。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98年）：宣扬人的尊严，反抗不公。

　　《恋爱的犀牛》（1999年）：借残酷的爱情揭示了人的不平等的对立，以及人和社会发生联系时，在某种对立下，人怎样地成为牺牲品。(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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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娱乐“冰点”：实验话剧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1月15日 11:09 长江日报　　现在，戏剧的关注群正在越缩越小，话剧更成为文化娱乐的“冰点”。但是在北京一条狭小胡同的小剧场里创造了一个所有话剧演出制作人梦寐以求的奇迹：自夏季至今，一场话剧连演40场，场场爆满，而且观众大都是年轻人———也就是最有消费潜力和发展潜力的人群。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种叫“实验话剧”的东西，创造这个东西的是一个叫“孟京辉”的人。　　创造了奇迹的的话剧有一个怪怪的名字：《恋爱的犀牛》。　　“实验”的感觉在《恋爱的犀牛》开场以前就开始弥漫。演出铃响后，导演孟京辉幽灵般地闪出台口，手里捧着一张纸不紧不慢地开始念《观看演出须知》。这是一份很坦诚很朴实的“须知”，它诚恳地感谢每一位到场的观众，详细地告诉你这部话剧的精确演出时间，最后说：“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请您现在就关掉您的手机、BB机。”谁知，这句话被孟京辉慢悠悠地念了十四五遍，一字不差，仔仔细细，从头至尾是同样的语速和语调，最后场内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孟京辉就这样其乐融融地关掉了所有人的手机、BB机。　　不厌其烦的执着和不动声色的幽默几乎是孟京辉“实验戏剧”的精髓。　　80年代末，国内一些人开始实践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当时话剧界另一位十分有创意的人物牟森提出“新戏剧”的叫法，而孟京辉认为“实验”是这种戏剧形式的精髓，是它真正的品格，因此他便在各种场合大谈“实验戏剧”的概念。最终， “实验戏剧”这个词终于被大家慢慢接受，成了一个先锋、前卫的概念，也成了日后孟京辉从事话剧实践的标志。　　从无人喝彩到掌声响起来　　开始接触戏剧时，孟京辉还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师院学习毕业后，孟京辉当了语文老师，一干就是两年，两年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　　刚开始做实验话剧的时候，孟京辉更多地追求戏剧创作和表现形式上个性化的东西，那时的几部戏《送菜升降机》、《秃头歌女》等均具有强烈的叛逆味道，很学生化。他摒弃所有传统，比如不让演员排练，演出时取消演员谢幕……在《秃头歌女》中他甚至在演员表演过程中突然“定格”，停顿长达3分钟，结果观众不但没有掌声，反而以为演出结束了全部起身退场。　　“以前我做的更狠一点儿，和观众对立的东西比较多。我希望我的方式和观众的审美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想追求人们没听过、没见过的各种表现手法，可后来发现那只是用别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现在我已经学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和观众作更恰当的交流。” 　　由于与观众的审美习惯有较大反差，孟京辉在1991年排演的《等待戈多》和1993年上演的《思凡》中，开始尝试与观众更为合理的沟通。《思凡》是孟京辉1992年成立“穿帮剧团”后的第一部戏，此剧从1993年到1998年共演出了100多场，都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应该说，从《等待戈多》开始，我的戏没有赔过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观众将近3万人，《恋爱的犀牛》观众也将近2万人，观众看我的戏能获得很强烈的感受，就说明他看懂了，说明我的戏剧属于人民，不然就只是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东西。” 　　实验话剧将走“人民戏剧”的路　　1998年，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北京上演，从这时开始，孟京辉提出并开始尝试“人民戏剧”的概念。　　“人民和时代联系在一起，可以赋予很多新的含义。实验戏剧本身是具有个性和鲜明的社会时代感的，我的戏从观众看不懂到现在有人看，而且观众中最多的还是年轻人，这说明这种戏得到了人民。过去我曾经一味地与观众对立，而实际在意识上，我们搞的东西是反传统的，传统的东西越强大，我们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大。后来，我们另辟蹊径，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人民的艺术。没准哪一天，‘实验戏剧’会成为主流戏剧，而传统的会沦为边缘。所以观众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共同进步，这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才有希望。” 　　孟京辉希望将他的理念用一种别人能看懂的、看似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他在“实验戏剧”上的尝试，是坚忍甚至是痛苦的。他每次排演戏剧的过程都不像他的戏剧看上去那么轻松，“有时你会有100个理由可以放弃作戏剧，有社会的理由、人性的理由，这时候你只能和它说不。在很多诱惑或者是挫折面前，坚持很重要。” 　　“我生活没什么原则” 　　坚忍几乎可以说是孟京辉个性中的亮点，他做事常常看似麻木不仁、漫不经心，然而他总会在不厌其烦中渐渐地接近着自己的理想。在多年的戏剧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听取观众的意见。在他戏剧演出的节目单上，常常留有一张“观众调查表” ，以便详细地了解观众对他戏剧的意见。在《恋爱的犀牛》上演时，每场演出结束后，他还与几位主创人员整齐地坐在台上，听取观众的意见，回答观众的问题。在该剧40场的公演中，有37场用这种方式与观众进行了交流。孟京辉说：“我希望我的戏剧带给人们一种勇气，一种生活的勇气，笑的勇气。” 　　看过孟京辉戏剧的人，总会对其中充满睿智的台词、意想不到的舞台道具或者演员出乎意料的表演留下深刻的印象，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说话滔滔不绝、爱出风头的艺术青年。可实际上孟京辉谈起他的私人生活往往寥寥数语：“平时喜欢看看书，和朋友聊聊天，酒不能喝，一喝就晕，烟晚上12时以后没准抽两根。电视我不太喜欢，电影喜欢一些有尊严的东西。我生活没什么原则，不激烈……” 　　孟京辉的实验戏剧档案　　《等待戈多》（1991年）：涉及平等和人类生存的无奈。　　《思凡》（1993年）：通过尼姑与和尚间的情感、交流，体现青年向往美好、自由的愿望，对人性解放等话题作出探讨。　　《阳台》（1993年）：人对自身角色和别人角色扮演和互相扮演的一种兴趣。　　《我爱XXX》（1994年）：用强烈的话语权利找到我们这代人拥有的世界。　　《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1995年）：表现一种个人和社会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阿Q同志》（1995年）：揭示知识分子中的卑鄙和追求。　　《爱情蚂蚁》（1997年）：带歌唱的一部音乐性质的小戏。　　《坏话一条街》（1998年）：关于语言的一部戏，语言被消解、被构成的一个过程。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98年）：宣扬人的尊严，反抗不公。　　《恋爱的犀牛》（1999年）：借残酷的爱情揭示了人的不平等的对立，以及人和社会发生联系时，在某种对立下，人怎样地成为牺牲品。(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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