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根/珍珍

　　在婚姻边缘享受自由的快乐，在两人世界里品尝家的温馨。如今，非婚同居(法律称为非法同居)似乎成了一些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时尚，并被社会和舆论宽容着。有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年轻人赞同或同情此类现象，其中一部分正在热身体验中。似乎非法同居已开始对传统婚姻制度形成冲击和挑战。

　　但近日，记者从北京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等几家法院了解到，今年以来，要求法院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大上升。

　　为了女儿，两度起诉“丈夫”

　　2001年10月25日，何丽丽又一次在北京西城区法院的法庭上见到了李大平，这位曾令她牵肠挂肚的男人如今已成为她的被告———她要讨回女儿的抚养权。为了女儿飘飘———她与李大平同居生活的结晶，何丽丽曾两次千里迢迢从深圳赶到北京起诉“丈夫”。

　　何丽丽是1999年底在深圳认识李大平的，当时她初中毕业不久正在那里开服装店，而李大平刚从北京某高校毕业，孤身一人南下打工，两人成了邻居。闲来无事，他们常在一起打牌和聊天，很快就混熟了。长相清秀、文静的何丽丽成了李大平枯燥生活的一个亮点，看到她一个人忙里忙外，十分辛苦，他一有空就前去帮忙。何丽丽对这位文质彬彬的大学生既感激又倾慕，生活上常常关爱有加，不久两人就同居了。

　　同居之初，他们尽情品尝着爱的甜蜜，李大平挣钱不多，生活费大多由何丽丽负担，由于花销过大，不久就捉襟见肘了。这时，何丽丽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两人不知所措，既不敢告诉朋友和家人，又无钱去医院做流产，一拖几个月过去了。后来，何丽丽不景气的服装店终于赚了一笔钱。然而，当他们揣着钱来到医院请求做流产手术时，医生告诉她，胎儿月份过大，手术有危险……去年4月，一个生命呱呱坠地，他们给女儿取名“飘飘”。

　　李大平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600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一家三口的日子也还过得去。

　　然而，好景不长，今年1月，李大平的父母得知儿子的事后，一个电话把他从深圳叫回北京。李大平没有了工作，再也无力支付女儿的生活费。何丽丽每天背着孩子干一些零碎活，累得腰酸背痛也挣不到几个钱，母女俩只得靠借钱度日。5月16日，生活陷入艰难境地的何丽丽只身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李大平自知理亏，不敢前去见她和女儿，何只得以女儿的名义，一纸诉状将李告上法庭，要求李支付女儿的抚养费。

　　5月17日，这起新《婚姻法》实施后北京首例非婚生子女状告生父案在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最后，她与李大平的非法同居关系被依法解除，李大平付给何丽丽5000元经济补偿费，他们的女儿由李自行抚养。

　　那天，何丽丽痴痴地站在法院大门口，依依不舍地看着李大平抱着女儿走远，她听到女儿在大声叫着：“妈妈，妈妈！”

　　第二天一大早，何丽丽提着奶粉和糖果又来到法院，说她已经退掉了当天的火车票，请求法官说情，让她再见一次女儿。接到电话后，李大平的一个朋友将飘飘抱到法院。何丽丽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并把她带到一边说了好长一段时间话，临分手，她又塞给女儿一沓钞票。孩子在母亲的泪眼注视下，哭着被抱走了……

　　9月份，何丽丽思女心切，又一次从深圳来到北京，但因为李大平的家人反对，她苦苦等了一个星期也没能见到女儿，于是，她将李大平告上法庭，请法庭判决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由她来抚养女儿。

　　“我实在离不开女儿，这几个月在深圳想女儿都想出病来了，我打算到北京来打工，一边挣钱一边带孩子……”何丽丽坚毅地说，但在10月25日开庭的时候，李大平明确表示不愿放弃抚养权，并对何抚养孩子的能力提出质疑。

　　不管法院最后如何判决，何丽丽和李大平的孽债，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了结。

　　“妻子”红杏出墙，法律爱莫能助

　　今年8月的一天，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接待了一名叫王军的男子，他称妻子明目张胆地与一个男人同居，询问是否可以判她重婚罪。法官详细了解情况后，哭笑不得。

　　原来，王军与他妻子属于非法同居。

　　王军长相平平，又没有正式工作，谈了几个北京姑娘，都是一见就“吹”。1998年下半年，父母又开始为儿子张罗“婚”事。这一回，他们托四川老家的人找来一个农村姑娘。这个叫张梅的姑娘当时只有23岁，比王军小7岁；人长得水灵灵的，嘴甜手也巧，全家人见了，一百个满意。王军更是喜不自胜，相处几天就与她谈婚论嫁。张梅见王军老实忠厚，自己也想离开农村到大城市生活，于是很快答应了这门亲事。

　　然而，临到要去办理结婚登记时，王军遇到了难题：张梅没有结婚介绍信，登记不了。王军要她回去开一张介绍信，张梅不以为然地说，回家一趟，得花一大笔路费，划不来，在她老家农村好多人不登记举行仪式就结婚，一样算数。王军和他父母也担心张梅一去不回，又急于要办喜事，想想也就同意了。当年国庆节，王家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在亲戚朋友的祝福声中，王军与张梅步人了洞房。

　　“婚”后，王军把张梅当宝贝似地呵护着，什么事都依着“妻子”。他打两份工，一月挣六七百元工资，全部交给“妻子”。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张梅非常满足，因为与在老家干农活相比，这已经算很富裕了。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结婚登记的事自然被淡忘了。

　　1999年9月，张梅生下了一个女儿，王军兴奋之余，开始有点犯愁：有了孩子花销也多了，孩子长大后还要上学，一个人六七百元工资哪能够花？紧巴巴的日子过了快一年后，他和张梅商量，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给她找个活干干。张梅在家里也憋得慌，早有出去散散心的想法，于是一口就答应了。

　　在熟人介绍下，张梅在一家酒店当起了服务员，她长得清秀，能说会道，干活麻利，顾客青睐，老板更是喜欢，薪水连加了几次。看到妻子能干会赚钱，王军也喜上眉梢。然而，这样的舒心日子没过多久，他开始有了异样感觉：老婆打扮、言语渐渐不同往日，对丈夫的依赖感也慢慢消减，他预感妻子会变心。不久关于张梅的风言风语不断传入他的耳朵，说她与顾客打情骂俏，形态不堪入目，再后来，又有人说，她与一些有钱人外出上歌厅，游山玩水，行为放肆……王军听着，心里憋火，几次跟踪都没有抓着把柄。他试探着询问妻子，妻子总推说只是应酬应酬，王军也信以为真。

　　直到有一天傍晚，王军亲眼看到妻子跟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上了一辆轿车，他才如梦方醒。面对丈夫的逼问，不能自圆其说的张梅气急败坏地大吵大闹，骂王军没有出息、窝囊，跟着他享不了福。为了气王军，她承认早就与一个款爷好上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打了妻子。第二天，张梅拿着几套换洗衣服走了，一连几天没有回家。后来，王军来到她打工的酒店，找到她，小声小气地求她看在孩子份上回家。张梅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与你没关系，我不是你的妻子！”

　　王军终于清醒，他请亲友出面把张梅叫回家，心平气和地协商，第二天一同来到法院，签订了一份解除非法同居、孩子由王军抚养、张梅一次性支付2万元抚养费的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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