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达/口述 匡夼/整理
我把这个时代的一种爱情叫做泡沫爱情，是因为把它放进物欲的大海里，它就像泡沫一样一碰就碎。
——本文主人公语
我与李彤的分手“仪式”是在临近毕业的那个暑假上演的，这之前我们同在一所大学恋爱了三年。从大二开始李彤就一直吃我的用我的，因为她家在淮北的一个山村，而我那时有个做局长的父亲，经济条件在同班同学中是不错的。
现在想来李彤对我的爱并不是后来有些知情者说的那么势利，一个人的爱只有被爱的一方才能真正体味清楚。可以说我和李彤的爱情同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学院爱情一样，毕业前是闭着眼睛恋爱的，临近毕业时睁开眼睛，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不现实。
在毕业歌唱起，大家为找工作人心浮动的最后日子里，李彤把我约到大学附近的一家酒馆，说要同我大醉一场，她说她决定结束这段曾经美好的爱情。她要嫁给一个英籍华人。李彤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故作姿态的痛苦，但她的眼泪却不断在流。我也没有像一般男人那样冲弱小的女人发怒的习惯，静静地听她说完之后，淡淡地问：“是为了钱吗？你需要多少钱？”李彤说：“为了出国。”
这是一个现今时代的大学生们有关浪漫与现实最多的一个版本。我无话可说，因为我就算有钱，也不具备用钱帮助李彤圆她的出国梦的实力，我只有责怪自己无力无能。
李彤如愿走了，海的另一边有她向往的东西。我则分在了武汉的一家教育机关单位，开始为拥有一个和父亲一样的头衔而奋斗。一年之后，我并没有混出个头脸来，相反却因为机关的压抑而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我向父亲提出要离开这个地方，恰好这时在台湾的叔叔回来探亲，他说他可以帮忙把我弄到德国去，一边赚钱一边等着拿绿卡。
我在大学选修的外语就是德语，语言不是最大障碍，于是我干脆离开了单位到市里一家德语补习班再作些突击学习。
1995年4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汉堡，住在台湾叔叔的一个亲戚家里，很快我在他们的“指点”下不得不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打工生活。
德国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太乐观，我带去的钱很快用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过着啃干面包的生活。好在几个月之后我有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家里的汇款也终于姗姗来迟。慢慢地我对汉堡越来越熟悉，半年之后我又跳了槽，一切看来很不错。
但我必须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孤独。除了叔叔的亲戚，我在德国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人晾在这样一个没有感情交流的国度里，不仅仅是孤独，简直有点恐慌。每当下班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我就会想起生我养我的那个国度里的亲人、朋友、同学。这听起来有点像报章上赞扬的那种爱国情感，但对我来说，那种感情无比真实。
1996年底，我从德国经香港飞回家里探亲，中途在广州的同学那里逗留。与德国近乎凄凉的境况相比，并不富裕的同学的热情相待让我胸中平添一股暖流。谈起德国的生活，我一方面为生活的相对富裕而自豪，一方面为情感的荒芜而哀叹，这时我流露出想在国内找个女朋友的想法。同学立马张罗，于是就有了罗薇的出现。
罗薇模样姣好，在广州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有着在谈判桌上周旋的那种精明。我对罗薇的感觉谈不上喜欢也无谓讨厌，只不过经历了德国的那段荒芜岁月之后我特别渴望感情上的慰籍。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与她同居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女人的滋味。
春节过后，我重返德国打工。罗薇与我难舍难分，离别前我与罗薇击掌相约，一年至少回来一次与她相聚。
回到德国，我又重新开始了那种努力工作与努力战胜孤独的异域生活。好在工作很顺手，不久我有了自己的小车和手提电脑(当然这在欧美国家并不难)，存折上的数目也在缓慢增加。这期间我认识了与我同时租住在一座楼里的东德青年博斯曼。博斯曼丰富的生活内容让我有些许羡慕，他经常带一些不同身分的女人回来过夜，那些女人放浪的举止有时令我难免想入非非。在没有和罗薇同居之前，我对性还是一无所知，但在获知了女性胴体的美妙之后我常常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我好几次想要买机票飞回国，回到罗薇身边，但我又怎能因贪图短暂欢爱而放弃那份得之不易的工作呢？
一次我向博斯曼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博斯曼说：“波尔(我的德文名)，你太古板了，你爱的是你的中国女友，但你可以和别的女人做爱。”
我坚决不同意博斯曼的观点。在忍受了近半年之后，我回到中国与罗薇相会了。罗薇为我在德国能够取得进步而高兴，她表现出与她雷厉风行性格不同的另一面——无比柔情，并主动提出要马上结婚。我措手不及，说容我考虑一阵子再说。罗薇不再坚持，只希望我多留一些日子与她在一起。
等我离开广州回到老家处理一些事情之后返回时，罗薇告诉我她怀孕了，她去医院做过检查。看着医院检查证明，我顿时傻了眼。
在罗薇的催促下，我推迟了返回德国的时间与罗薇火速去领了结婚证。没有请客，没有任何仪式，罗薇继续上她的班，说是不想影响工作。我倒成了一个入住罗薇住处的“新娘子”，整日呆在罗薇租来的房子里。
大约一个月之后，罗薇“有喜”的肚子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点怀孕的迹象都没有，反倒是每月一次的例假照常来了。我携妻子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有怀。”我责问罗薇为什么骗我，罗薇恼了：“我怎么知道？上次检查是这样。”怀孕引起的争吵没完，我困在家里没事偶尔翻到一叠照片，竟是罗薇与另一个男子在一起的亲密照。
罗薇对我哭诉她与前度男友从真心相爱到惨遭抛弃的遭遇，并表示深深懊悔当初年轻幼稚犯下的错误。罗薇说她现在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我身上，她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因为深深爱我。我不是那么不开放的男人，谁让我是后来人呢？我只求妻子如她所说的那样从此面对新生活，对我捧出真情。
妻子没有怀孕，我重返德国打工，正如妻子所说的，我们现在需要一大笔钱，来营造彼此的爱巢，到时不管是共同去德国生活还是回国定居，都可以过上舒心的日子。
回到德国，我一边为寻找工作而费神，一边开始了那份对远在中国的妻子的牵挂。工作不久找到了，只是薪酬不如原先的丰厚，至于感情，我发现在一切归于正常之后，我对妻子的思念因这种无法在一起的畸形生活演变成了一种不良心理：我总是想到妻子与那个男人的照片，妻子是否会如我那样寂寞难耐再去找前度男友甚至别的男人呢？我心里极度烦闷。
在无聊与烦闷的压迫下我首次跟同楼的博斯曼光顾了一家脱衣舞场，看了一场色情表演。从此我频繁光顾类似的地方，有时和博斯曼同去，有时一人独去，最后我又禁不住博斯曼的劝说，开始召妓，当然，我自己找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只要不上瘾就行。
1999年，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德国失业率上升，就业形势恶化，我失掉了一直在做的工作，此后一直跳来跳去，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博斯曼这位很会玩的朋友，我明显入不敷出，慢慢地原先存起来的10万马克也花光了，再后来我卖了车，并搬出了原先租住的那栋楼。我必须远离博斯曼，远离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
这期间我不好意思回国，一边期望经济形势好起来可以东山再起。然而一切很糟糕，以致后来我连一份低薪的工作也难找到了，终于我对在德国生存失去了信心，于2000年9月回到了妻子罗薇身边，身上只带着可怜的不到两万马克。
我决定利用在德国的关系用剩下的钱投资注册一个旅游公司，专门负责中国人赴德国旅游及德国人赴中国旅游的业务。妻子罗薇对我灰头土脸的归来自然不高兴，久之怨言难免挂在嘴边。我心中有愧，对妻子的心情也很理解，所以默默工作，期望能以中国为基地同样做出一番成就来。
但旅游尤其是出国旅游并不是像我这类单人公司所能做起来的，在信誉及保证金方面，我与大公司竞争毫无优势。经过近半年的折腾，我一无所获。
2000年底，同学建议我利用自身优势去做赴德国留学服务工作。吸取上次独立开公司难有起色的教训，我开始了与一些赴国外留学服务公司的谈判，准备与他们合作共同开展赴德留学服务业务。
在不紧不慢的谈判过程中，妻子罗薇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对我数落，我看你也不是开公司的料，倒不如去找份正式工作是正经。我对妻子竟如此不理解支持我的事业忍无可忍，和她大吵了一顿。我对妻子说：“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
然而，就在谈判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的时候，广州市政府发出通知，要对广东开展赴外留学服务的公司进行整顿，并限制其不合事实的宣传，形势十分严峻，一些原准备与我合作的公司先求自保，忙着为自己打点出路。但我坚信这项业务一定有得做，只是广州不支持做，我可以去武汉、南京、南昌等内地城市做。
我开始坐飞机往返这几大城市联系合作事宜，花销自然很大。就在这段时间，妻子罗薇向我下死命令：“再不能做出一点什么事来，我们就离婚。”我大声咆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罗薇满脸的不屑：“你以为有哪个女人真看得上你那白痴么？你不在德国，连个屁都不是。”我气愤至极，跟罗薇彻底痛快地大吵了一顿，末了，罗薇无限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嫁给你真是倒霉透了，只可惜了我当初为了嫁给你的良苦用心。”我明白了，当初的怀孕闹剧，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一下子豁然明白了。然而我已没有心情和闲暇去愤怒，我像一个即将没顶的被淹者，只想着把剩下的有限的这点钱作最后一搏。
2002年4月，罗薇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我的公司梦也最终破灭。万念俱灰之下我同意结束我的婚姻生活，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扛起简陋的一个行李，离开了罗薇的住处，投奔在广州的同学家里。
现在，我已在广州的一家德资公司里上班，可以略感欣慰的是那也算学有所用。但我想：哪一天，等德国经济形势好转，就业形势乐观了，我就该仍旧回到德国，打我的那份洋工。
在这个崇尚物欲的年代，我只能企望多赚点钱，才有资格去谈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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