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小田在电话里简单说了说她那个“恶丈夫”的所作所为，还没听完，记者已经忿忿不平，当即决定去她家，亲眼看看“证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记者如约来到小田家。在楼下按门铃，老半天不见动静，后来只好拨通她的手机。不一会儿，一个瘦弱的女孩气喘吁吁跑下楼打开大门，一边满脸歉意地解释：“对不起，那天他来家里，把对讲门铃砸坏了……”

　　口述者小田女26岁设计师

　　(小田的“家”，竟是一套二室二厅的毛坯房———墙面和地坪一片灰色。除了大门和卫生间，其他房间连扇门都没有。厅的一角，堆放着煤气灶具和微波炉，旁边有台冰箱，却因为小田嫌电费太贵而成了摆设。)

　　我跟他匆匆相亲

　　我在浙江一个小镇长大。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一家公司做设计师———遇见辉之前，我生活得很自在。

　　去年5月，家乡的爸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为我找了个对象，让我抽时间回去看一下。想想自己已到了婚嫁年龄，却整天围着电脑转，没什么机会接触异性，就答应去看看。

　　辉在我们家乡是个小有名气的建筑“包工头”。第一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还不错———虽然只是中专毕业，但人长得很帅气，又特别能说会道。爸妈说，我跟他一个做设计、一个搞建筑，也算“志同道合”了。

　　那次相亲以后，辉每个周末都赶来上海，到我独自租住的房子看我。每次来，他都帮我做饭做菜、收拾屋子。看得出来，他是努力想讨好我。相处了一个多月，双方家长就催促我们“订婚”。家里人商量好了，订婚以后，就为我们在上海买套房子，并想办法把辉的工作也安排到上海，然后尽快为我们完婚。

　　30多万房款，他只出3万

　　我们很快看中了上海西区的一套房子———就是现在我住的这套房，总价34万。按原先商量好的，应该两家各出一半钱，把房款一次性付清。可当我付了1万元订金以后，辉突然好像对买房子没了兴趣，拖拉着不肯来上海。

　　为了不让订金泡汤，我只好先拿出爸妈给我的8万元。钱交给他后，辉立刻推翻了原先的约定：“我们别靠父母了，先贷款，日后再慢慢还吧。”就这么着，虽然辉家的经济条件比我家富裕得多，但他父母只是很勉强地拿出了3万元，这才凑齐了首期款。房产证上，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没过几天，辉又提出了新要求，理由是为了这钱，他和弟弟发生了矛盾。辉异常“温柔”地对我说：“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我们就写张借条吧，说是向爸妈借了10万元钱！”又这么着，他们出了3万元，却让我写下了一张10万元的借条。

　　(除了首期款，此后每月2400多元的还款，至今始终由小田一人独自承担。“现在若要离婚，在经济上我肯定会吃亏。”小田无奈地叹道。)

　　渐渐地，辉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少，就连问候的电话也几乎省略了。虽然我们已是名义上的“夫妻”，彼此却仍然保持着客客气气的态度———因此我从来都不追问他究竟在忙什么。

　　订婚没多久，同村的女孩小云和她父母突然来到我爸妈家里大吵大闹。爸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小云跟辉已有多年的同居关系，只因为辉的父母嫌小云家境太差，以死相逼，他们才没结成婚。可这几个月来，辉却一直住在她家里。那天，小云警告我爸妈，只要我再“纠缠”辉，就要“废”了他。

　　三更半夜，她打来骚扰电话

　　新房很快就拿到了，可我每次让辉来上海装修，他总是推三阻四。为了存钱还贷，我只能退了原来租的房子，草草收拾一下，搬进了这间毛坯房。一个月后，我弟弟大学毕业，也搬来这里，和我一起负担开销。

　　(小田带记者走进房间，指着灰白的墙面说：“虽然我学的是设计，可真的动手却不行。为了让房间亮一点，我特意买了桶白色涂料刷墙，哪知根本刷不匀，倒把地上滴成了大花脸，只好买张塑料地板铺上———这是新房唯一的‘装修’，全是我自己弄的。”)

　　今年4月，在双方父母催促下，我们领了结婚证。但结婚证领了还不到一星期，辉就突然“失踪”，不辞而别一个多月，手机也总是“关机”———我们失去了联系。

　　与此同时，我不断地接到骚扰电话。小云常常在三更半夜打电话来，骂的话越来越难听。后来，我在上海为辉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辗转告诉了他，可他似乎并不愿意来上海工作。草草应试之后，辉立刻不耐烦地说要回家乡。这一走，又失踪了一个多月。

　　对这样一个“失踪”的丈夫，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出离婚。但为了面子，辉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当着双方父母的面，他们逼辉向我保证———立刻在上海找工作，以后好好待我。我信了，跑去法院撤诉。

　　突然出现，他竟把我打晕

　　7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弟弟在家刚吃过晚饭，辉突然带了两个男人来了。还来不及招呼他们，那两个男人突然冲向我弟弟，一把将他按在地上挥拳相向，嘴里大骂：“我让你再管闲事！”

　　我惊呆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只见辉快步跑进房间，拔了电话线，砸了电话听筒，又顺手抢走我的手机。我忽然想到报警，赶紧冲进弟弟房间，拿起他放在床头的手机，躲进卫生间想拨110。谁知卫生间门还没关上，辉已经从阳台爬了进来，一拳就把我打晕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醒来，依稀只看见房门开了一条缝，没来得及多想，我低头向门口冲去，打算下楼报警。可刚拉开门，却又被辉发现了，他一脚揣上门，还砸了门旁的对讲门铃。而我的4个手指，被飞速关上的房门压个正着，痛得几乎再次昏厥。一顿暴打后，辉和那两个男人扬长而去。我探头向下看，他们三个一直坐在楼下的草坪上抽烟———我们根本无法下楼报警。

　　以后的几天，我的手无法敲击键盘，而被砸伤的眼睛更是睁不开。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报警时，验伤结果没有达到“暴力”标准。警察告诉我，这属于家事范畴。

　　家里被洗劫一空

　　国庆节长假过后没几天，那天我和弟弟一起回家，刚踏上6楼，便发现房门大开。跑进房间一看，电视机、电脑，全被人搬走了。本以为是遭了贼，可立刻我就发现，是辉来过了，因为我锁在抽屉里的证据———上次他打我们以后留下的验伤照片，全都不翼而飞。

　　(一提起自己的电脑，小田的眼圈就红了，“他根本就是为了折磨我，没其他目的！”语气中，流露出万分心痛：“许多年来积累的资料、没有完成的设计图案、客户往来的电子邮件……所有数据全在电脑里！”)

　　后来的情节都是邻居告诉我的———那天他家正在装修，辉带了两个人过来，拿着结婚证告诉装修工：“我是隔壁家的男主人，忘了带钥匙，要进去拿东西。”装修工便让辉从隔壁阳台爬进了我家。

　　可爬进去以后，因为防盗门很结实，从里面走不出来。辉又向邻居借了把冲击钻，强行把门打开。折腾了一下午，辉抱着电脑、电视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我再次报警，但警察一听说是丈夫所为，立刻无可奈何地表示：这属于家务事，我们无能为力。

　　(小田最后说：“由于距上次撤诉还不满半年，法院按理是不受理我的离婚诉状的。后来在区妇联的帮助下，法院终于按特殊情况受理了我的案子。但辉迟迟不肯露面，因为他的户口不在上海，上海法院只能将官司转到辉的户口所在地———浙江当地法院。按目前的经济状况，我根本不可能带着律师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浙江，更何况，辉的家庭在当地有钱有势。只恐怕到头来，即使法院判了离婚，我的结局也很悲惨”

　　见记者打算告辞，小田立刻也收拾起东西，说要一起走。她一边吃力地反锁着新换的铁门，一边胆战心惊地说：“现在，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每次出门，我都尽量约同事或弟弟同行……我真怕他躲在哪个角落里，再干点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文／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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